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　“下枪”意味着什么，会场气氛何等紧张，人们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实施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关键举措，是中央局直接参与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继3月间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拉开序幕后，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次会议上横遭厄运的，除邓小平外，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同志。邓、毛、谢、古四人一起被指控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邓小平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过“不信任”感。来到中央苏区后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与毛泽东的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观察判断，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自然是拥护毛泽东的。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战士，一直是十分赞赏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比较多，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曾挺身而出，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苏区“四大金刚”之称。

　　邓、毛、谢、古“四大金刚”竭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然就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相悖了。他们针对“左”倾领导人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空谈家”，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

　　邓小平等人同“左”倾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则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则坚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与“左”倾领导人上述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后来罗迈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这些话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让我们看看在中央局成员直接领导下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具体情况：

　　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的赖芳汉屋召开的，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

　　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为中央局成员罗迈。

　　罗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曾主持过党的“八七”会议，当过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后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抵达中央苏区。

　　过去老同志在谈到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人时，曾有一句八字口头禅，叫做“王明博古，罗迈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