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MaoZeDong]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MaoZeDong]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MaoZeDong]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MaoZeDong]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DaiBiao]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MaoZeDong]对马克思主义[MaKeSiZhuYi]的信仰。同时，毛泽东[MaoZeDong]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MaoZeDong]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MaoZeDong]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MaoZeDong]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SiXiang]、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SiXiang]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MaKeSiZhuYi]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SiXiang]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MaoZeDong]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MaoZeDong]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MaoZeDong]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MaKeSiZhuYi]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MaoZeDong]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MaoZeDong]能够在当时思想[SiXiang]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SiXiang]上的引导，毛泽东[MaoZeDong]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MaKeSiZhuYi]，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MaoZeDong]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YiDa]湖南小组的代表[DaiBiao]。1920年12月，毛泽东[MaoZeDong]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DaiBiao]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MaKeSiZhuYi]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