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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一
大革命[GeMing]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GeMing]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GeMing]的群众[QunZhong]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GeMing],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QunZhong]、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GeMing]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GeMing]的光荣任务。大革命[GeMing]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QunZhong]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GeMing]群众[QunZhong]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TongZhi]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QunZhong],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WoMen]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TongZhi]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GeMing]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TongZhi],由邓小平同志[TongZhi]负责领导。
二
我们[WoMen]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TongZhi](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个营9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WoMen]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TongZhi]和一部分同志[TongZhi]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WoMen]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TongZhi]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WoMen]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GeMing]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TongZhi]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WoMen]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QunZhong]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QunZhong],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QunZhong]和阻碍我们[WoMen]党对群众[QunZhong]的领导。
我们[WoMen]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QunZhong]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QunZhong]、争取群众[QunZhong]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QunZhong]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WoMen]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QunZhong]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WoMen]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WoMen]就没有可能使革命[GeMing]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QunZhong]到革命[GeMing]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GeMing]时期,国民革命[GeMing]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TongZhi]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WoMen]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QunZhong],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QunZhong]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WoMen]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同志[TongZhi]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WoMen]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GeMing]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WoMen]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WoMen]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WoMen]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地被我们[WoMen]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QunZhong]。在广大士兵群众[QunZhong]中,进行革命[GeMing]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QunZhong]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QunZhong]的革命[GeMing]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WoMen]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WoMen]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WoMen]深入地了解群众[QunZhong]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QunZhong]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QunZhong]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WoMen]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WoMen]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WoMen]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QunZhong],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QunZhong]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GeMing]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WoMen]到南宁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WoMen]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WoMen]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WoMen]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WoMen]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WoMen]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QunZhong];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WoMen]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WoMen]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WoMen]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QunZhong]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QunZhong]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GeMing]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WoMen]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WoMen]到右江去干革命[GeMing],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QunZhong]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GeMing]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GeMing]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WoMen]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WoMen]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QunZhong]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WoMen]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WoMen]革命[GeMing]部队是由有革命[GeMing]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WoMen]去右江继续革命[GeMing]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WoMen]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WoMen]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人左右。
三
第2天,我们[WoMen]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WoMen]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WoMen]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WoMen]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QunZhong]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QunZhong]到革命[GeMing]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QunZhong];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6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TongZhi]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QunZhong]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TongZhi]。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QunZhong]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TongZhi]领导的群众[QunZhong]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TongZhi]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TongZhi]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WoMen]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WoMen]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TongZhi]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TongZhi],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TongZhi]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WoMen]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TongZhi]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TongZhi]!”——“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TongZhi]!”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TongZhi]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TongZhi]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WoMen]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TongZhi]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TongZhi]说我们[WoMen]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TongZhi]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TongZhi]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TongZhi])。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QunZhong]中宣传我们[WoMen]党的主张,发动群众[QunZhong]。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QunZhong]。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QunZhong],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GeMing]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GeMing]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QunZhong]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QunZhong]。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QunZhong]革命[GeMing]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QunZhong]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GeMing]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GeMing]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TongZhi]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QunZhong]领袖,他领导着群众[QunZhong]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WoMen]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TongZhi]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WoMen]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GeMing]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WoMen]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GeMing]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WoMen]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QunZhong]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WoMen]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QunZhong]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WoMen]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GeMing]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WoMen]发动群众[QunZhong],将镇压反革命[GeMing]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WoMen]革命[GeMing]的群众[QunZhong]运动。我们[WoMen]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WoMen]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WoMen]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QunZhong]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我们[WoMen]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TongZhi]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WoMen]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WoMen]的建议,要我们[WoMen]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TongZhi]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WoMen]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WoMen]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TongZhi]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TongZhi]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TongZhi]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TongZhi]任军长,何世昌同志[TongZhi]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GeMing]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革命[GeMing]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GeMing]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TongZhi]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TongZhi]去左江后,我们[WoMen]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TongZhi]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TongZhi]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TongZhi]和阮殿煊同志[TongZhi]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TongZhi]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TongZhi]),袁任远同志[TongZhi]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TongZhi]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TongZhi]任司令,李朴同志[TongZhi]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TongZhi],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TongZhi](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WoMen]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WoMen]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WoMen]船上的同志[TongZhi]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TongZhi]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WoMen]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GeMing]力量,巩固胜利!我们[WoMen]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WoMen]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GeMing]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QunZhong]、争取群众[QunZhong]。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GeMing]军队,这是一个群众[QunZhong]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GeMing]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QunZhong]革命[GeMing]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QunZhong]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WoMen]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QunZhong]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QunZhong],甚至会脱离群众[QunZhong];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WoMen]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QunZhong]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WoMen]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WoMen]就教育了群众[QunZhong],从而争取了群众[QunZhong]站到革命[GeMing]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WoMen]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QunZhong]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QunZhong]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WoMen]接受群众[QunZhong]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QunZhong]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WoMen]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GeMing]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QunZhong]。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TongZhi]领导的一支群众[QunZhong]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QunZhong]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WoMen]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WoMen]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GeMing]群众[QunZhong]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GeMing]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QunZhong]的革命[GeMing]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QunZhong]、依靠政权,这是革命[GeMing]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注释:
(1)本文成文时间不详。
《张云逸研究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