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ZunYi]会议[HuiYi]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HuiYi]，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中，都充分肯定了遵义[ZunYi]会议[HuiYi]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遵义[ZunYi]会议[HuiYi]也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开始的。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更为准确地反映遵义[ZunYi]会议[HuiYi]的历史，更为客观地评价与会议[HuiYi]有关的人和事，仍是研究者应当努力的。

　　1.关于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时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遵义[ZunYi]会议[HuiYi]即是指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HuiYi]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改革开放后，当党史研究者了解了红军先头部队1月7日占领遵义[ZunYi]，军委纵队是9日才进遵义[ZunYi]城的史实后，纷纷对遵义[ZunYi]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进行了探讨。有9日至19日说，10至18日说，10至12日说，15至17日说，12至18日说多种。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通知李卓然、刘少奇14日赶到遵义[ZunYi]城，参加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HuiYi]的电报，正式认定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此后在党史研究中，一般所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即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

　　2.为什么占领遵义[ZunYi]后没有抓紧时间开会？是不是在扩大会议[HuiYi]之前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政治局会议[HuiYi]

　　一个不大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HuiYi]的决策早在黎平会议[HuiYi]就作出来了。黎平会议[HuiYi]鉴于中央内部对军事战略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存在严重争论，决定到遵义[ZunYi]地区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为什么在红军占领遵义[ZunYi]后，有了召开会议[HuiYi]的客观条件，而没有抓紧时间开会，却在先头部队进城第8天，中央纵队进城也5天后才开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红军打下遵义[ZunYi]城只是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堵，敌情依然是严重的。敌人什么时候围上来，在遵义[ZunYi]能够驻几天很难预料，但不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留是肯定的。事实上1月15日开会，刚刚开了一天，第二天敌人就围上来了，彭德怀不得不提前离会，去前线指挥作战。会议[HuiYi]开到17日，常委分工和决议都没来得及作，就不得不结束了。基于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曾推测，在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之前，可能召开过政治局会议[HuiYi]。

　　1989年曾景忠曾经著文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找不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前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的原始记录，但不少间接资料提供了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吕黎平、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对军委纵队进遵义[ZunYi]后布置会场，中央立即召开会议[HuiYi]，毛泽东出席了会议[HuiYi]的回忆；毛泽东本人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1935年1月9日开始举行；陈伯钧日记记述了扩大会议[HuiYi]召开前，12日已知悉林彪、李卓然将与会；在扩大会议[HuiYi]前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地域和一些政策的提法上已发生变化；陈云手稿中明确记载黎平会议[HuiYi]决定到遵义[ZunYi]开会等。文章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到达遵义[ZunYi]后，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前，可能先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是政治局会议[HuiYi]的继续”。据此，文章认为应对遵义[ZunYi]会议[HuiYi]的概念重新界定，即“遵义[ZunYi]会议[HuiYi]≠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一个总称（包括三个会），……可能有必要分清为：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会议[HuiYi]，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和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HuiYi]。”

　　曾文发表后，对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党史人物传记中对中央进驻遵义[ZunYi]到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召开这几天的会议[HuiYi]筹备情况均付阙如。但是曾文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有探讨的价值。

　　笔者认为黎平会议[HuiYi]决定要开会，但并没有明确要召开扩大会议[HuiYi]，更没有确定参加会议[HuiYi]的人员和议程。而哪些人参加会议[HuiYi]，谁做什么报告，应该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有必要开会确定。因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之前中央政治局开过会议[HuiYi]是合乎逻辑，极有可能的。

　　3.应该把遵义[ZunYi]会议[HuiYi]看成是由一系列会议[HuiYi]组成的

　　从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内容看，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大议题基本解决，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即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取得了共识，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决议；组织上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但常委未进行分工。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并没有撤掉博古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也没有决定由谁来接替他。

　　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转换和决议的通过，是在1935年2月5日至8日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常委会上解决的。2月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5日至9日，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HuiYi]（通称扎西会议[HuiYi]），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来党书《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收入决议时，在其后加括弧注（遵义[ZunYi]会议[HuiYi]），并加副标题“政治局会议[HuiYi]通过”。这样注，清楚地表明了扎西会议[HuiYi]是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继续。

　　因此，就内容来看，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并不准确。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由一系列会议[HuiYi]组成的。既包括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ZunYi]召开的三个会议[HuiYi]，也包括2月上旬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政治局会议[HuiYi]。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历时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