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DuXiu]提醒中央[ZhongYang]注意，宣传口号“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ZhongGuo]”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ZhongGuo]”。

　　1929年，正是陈独秀[DuXiu]的“知命之年”。此时，他早已被排斥在中共中央[ZhongYang]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他的心中不免涌起悲凉的心绪。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与理想的驱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DuXiu]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YiJian]的分歧，曾特别提名陈独秀[DuXiu]、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参会。陈独秀[DuXiu]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ZhongGuo]问题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ZhongYang]负责人提出：“中国[ZhongGuo]人的问题是中国[ZhongGuo]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ZhongGuo]人，我要研究中国[ZhongGuo]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ZhongGuo]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虽然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DuXiu]对“六大”却充满期待。他一再要求其他五位同志[TongZhi]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陈独秀[DuXiu]表示将继续为中央[ZhongYang]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ZhongYang]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当然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ZhongYang]持合作的态度。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陈独秀[DuXiu]，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评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ZhongYang]的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这使他对中国[ZhongGuo]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因此，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ZhongYang]时，他明确表示拒绝。

　　中共“六大”后，陈独秀[DuXiu]连中央[ZhongYang]委员都不是，中央[ZhongYang]也未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闲暇无事时，他潜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此时，在中央[ZhongYang]机关虽然经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但是他与同志[TongZhi]交流的话题，再也不是工作，而更多的是文字拼音问题。“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难道他真的就此冷清下去吗？不，他背的历史包袱，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一直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轰轰烈烈而又出生入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于沉寂中思索，于冷清中寻觅，期待着有人来化解他心头的疑惑和忧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开化，斗争也日益激烈。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就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其分析中国[ZhongGuo]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更是直截了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ZhongGuo]共产党那样酷烈”，并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ZhongGuo]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这一套说词，正是陈独秀[DuXiu]常年郁闷于胸的一个难解的结，而他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了解与认同，那还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六大”期间，一些留学苏联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会务工作之机，阅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互相传递。文章的论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国[ZhongGuo]第一个托派组织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DuXiu]通过尹宽和郑超麟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们常常在彭述之和汪泽楷家聚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DuXiu]对于托洛茨基思想的认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说：“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DuXiu]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YiJian]，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YiJian]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YiJian]（即托洛茨基的意见[YiJian]）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YiJian]。如此一层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YiJian]。”

　　在一次次的讨论和辩难之后，陈独秀[DuXiu]开始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中国[ZhongGuo]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更是迫不及待。

　　陈独秀[DuXiu]终于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对托洛茨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难怪他高兴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ZhongYang]或‘陈独秀[DuXiu]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TongZhi]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TongZhi]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从困惑迷茫中清醒，从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转化，而这一转化并非像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样“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