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三个问题

　　在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被发现以前，因为没有会议[HuiYi]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层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

　　陈云手稿的面世，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中央领导机构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ZunYi]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HuiYi](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到会议[HuiYi]“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史平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化名。这两份文献是迄今为止仅有的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档案史料。由于它们是会议[HuiYi]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记述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怎样理解会议[HuiYi]的组织变动？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对此存在不同看法。笔者尝试将这一变动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以期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问题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HuiYi]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问题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HuiYi]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ZunYi]扩大会议[HuiYi]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HuiYi]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毛泽东坚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也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杨尚昆更具体地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由谁来接替博古，党内是有不同认识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ZunYi]附近，会议[HuiYi]必须马上结束，没有时间再详细讨论，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问题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HuiYi]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一种是周恩来回忆中说的，被《毛泽东年谱》采信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错误的，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做，但要帮助他；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种是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考虑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是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的，处在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恩来是在1972年文革中说的，在以路线斗争为纲讲党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难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推毛泽东，多半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被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要有个过程。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还不是延安时期那样众望所归。而把洛甫推出来代替博古作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ZunYi]扩大会议[HuiYi]上作《反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HuiYi]，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认可。

　　综上所述，遵义[ZunYi]会议[HuiYi]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谁能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谁就是核心。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确实在决策中起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