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内因，科学分析引发闹事问题[WenTi]的主导矛盾

　　1953~1956年，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一些闹事问题[WenTi]。毛泽东[MaoZeDong]以冷静的态度对闹事问题[WenTi]进行了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WenTi]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平凡又不平静的一年，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二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出现混乱，相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对我国造成了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到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些事件带有一定的突发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对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人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甚至动用武力去解决。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的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10]这种处理方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从容对待、冷静处理，他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WenTi]的主导矛盾，着眼于执政[ZhiZheng]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WenTi]，积极稳妥地化解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毛泽东[MaoZeDong]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WenTi]，很值得研究。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他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1]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WenTi]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科学分析，就领导者因素问题[WenTi]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WenTi]，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WenTi]，这种矛盾就愈大”，[12]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党群、干群关系中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行为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态度。实践也证明，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WenTi]往往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WenTi]造成的。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主导原因的分析，鲜明而深刻地贯穿着党执政[ZhiZheng]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

　　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指导党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解决闹事问题[WenTi]的主要对策。毛泽东[MaoZeDong]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WenTi]。”[11]（p．237）《指示》中着重讲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WenTi]就是对毛泽东[MaoZeDong]这一思想的展开。《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WenTi]，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12]（pp．155~156，158）《指示》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WenTi]；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向群众许愿。这些指示精神，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指明了具体方法。对于罢工罢课，《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时，“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而“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12]（pp．161~162）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MaoZeDong]在处理闹事问题[WenTi]上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可领略到党和毛泽东[MaoZeDong]治国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泽东[MaoZeDong]还曾以辩证思维加以阐释：有些人闹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闹事可以“把问题[WenTi]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7]（p．354）而且“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11]（pp．237~238）

　　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主导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建立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毛泽东[MaoZeDong]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来看待的，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10]（p．570）刘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WenTi]。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WenTi]。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WenTi]，是不会发生闹事的”。[13]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问题[WenTi]，造成事态恶化，只不过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住了局势，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控制住局势，酿成了后来的反革命叛乱。出现这些问题[WenTi]，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致使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感到迷茫，拿不出正确的防范和化解风险[FengXian]的对策来。毛泽东[MaoZeDong]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党如何应对来自人民内部的风险[FengXian]问题[WenTi]，这是我们党能够妥善处理闹事问题[WenTi]的根本保证。毛泽东[MaoZeDong]关于处理闹事问题[WenTi]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了执政[ZhiZheng]中的一些风险[FengXian]因素。正是在这一实践基础上，1957年7月，毛泽东[MaoZeDong]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FengXian]。”[7]（pp．456~457）这是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国共产党执政[ZhiZheng]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FengXian]”的概念。当然，这个时候党和毛泽东[MaoZeDong]还不可能对“风险[FengXian]”概念作出更加科学而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ZhiZheng]党高度警醒的问题[WenTi]以及防范风险[FengXian]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FengXian]，就要创造出毛泽东[MaoZeDong]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由此也需要我们从抵御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MaoZeDong]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重大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