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制度建设，以制度来解决[JieJue]社会矛盾问题[WenTi]，是邓小平[DengXiaoPing]管理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

　　社会冲突管理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WenTi]，社会冲突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管理好社会冲突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DengXiaoPing]采取多种策略、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有效解决[JieJue]了一些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WenTi]。其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冲突管理有着重大的启示，这里加以探讨。

　　一、邓小平[DengXiaoPing]管理社会冲突的实践与策略

　　邓小平[DengXiaoPing]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WenTi]的关注和思考，更多地是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因而研究他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学习他管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思路，也只能从他对关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WenTi]的思考着手，并从中把握一些规律。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文革”结束后，解决[JieJue]台湾问题[WenTi]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探索解决[JieJue]台湾问题[WenTi]的道路，邓小平[DengXiaoPing]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1月7日，邓小平[DengXiaoPing]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及台湾问题[WenTi]时，他说：“解决[JieJue]台湾问题[WenTi]就是两只手准备，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这就既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放弃使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JieJue]台湾问题[WenTi]的坚定立场，同时又委婉说明我们可以等到合适的时候来解决[JieJue]。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在统一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灵活的意见。继邓小平[DengXiaoPing]高度概括“一国两制”的内涵后，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到：“我们认为，只要和平统一问题[WenTi]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WenTi]早解决[JieJue]比晚解决[JieJue]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在解决[JieJue]台湾问题[WenTi]上，就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DengXiaoPing]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考虑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安全着想，来看待第三次合作的必要。

　　2.统筹兼顾，从大局着眼。在民族问题[WenTi]上，邓小平[DengXiaoPing]致力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他的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邓小平[DengXiaoPing]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问题[WenTi]上，1990年7月3日，邓小平[DengXiaoPing]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时邓小平[DengXiaoPing]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JieJue]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JieJue]这个问题[WenTi]。”“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JieJue]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We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