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苏先俊报告谈到进军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原因及报告写作时间来分析论证。

　　既然苏先俊的报告确定了文家市前委会议是决定向湘南进军，而报告中又谈到了进军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原因，这就给我们启发，一定是在文家市会议之后又召开过某次会议，作出了去井冈山[JingGangShan]建立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决定。否则，既然报告中明确了文家市会议作出了去湘南的决定，为什么还要谈“进军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原因”呢？这必定是途中改变了原来的“转兵”目的地。苏先俊的报告写到：“该处（即井冈山[JingGangShan]）计有农军300左右，领袖为王佐、袁文才二同志……该地多崇山峻岭，袁、王二同志复习绿林生活，逆料不至为人所灭。”⑧这就是说，秋收起义余部进入井冈山[JingGangShan]后，与袁、王集合，因有井冈山[JingGangShan]崇山峻岭的环境，加上袁、王二人有山地斗争回旋的经验，秋收起义余部在这里可以保存革命[GeMing]力量。从文家市会议向湘南进军，到井冈山[JingGangShan]保存革命[GeMing]力量，证明在文家市会议之后的某次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这一决定，完全可能是毛泽东在莲花县作出的新决策，因各种原因，改变了去湘南，而决定在井冈山[JingGangShan]立足，创建农村革命[GeMing]根据地。

　　我们再从苏先俊的报告写作时间来进行有关论证。苏先俊的报告的写作时间是1927年9月17日，表面看是在文家市前委会议（9月19日）之前两天写的，但根据《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一书中该报告的页下注可见：“据考证，应为阳历10月12日。”⑨就是说，苏先俊写作报告的时间应为1927年10月12日，也就是在莲花宾兴馆会议和宁冈古城会议之后。如果宾兴馆会议尚未召开，苏先俊就写出了这个报告，那就证明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决策与莲花宾兴馆会议无关。而报告写作时间是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之后，这就符合历史发展的时间逻辑了。苏先俊报告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即退兵湘南和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也就不至于相互矛盾了。否则，就不好理解报告中同时出现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说文家市作出退兵湘南，又要说进军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原因呢？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应当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之后。

　　第四，关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决策的逻辑推论。

　　既然文家市前委会议没有作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那么是文家市会议之后的一次什么会议作出了这一决策呢？笔者认为，这就是目前已经得到一部分党史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对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的莲花宾兴馆会议。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得知，“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有关决策会议，过去的研究结果主要涉及到三次会议，第一次是浏阳县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第二次是莲花县的宾兴馆会议，第三次是宁冈县的古城会议。如前所述，文家市没有作出“转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而宁冈古城会议召开时，部队已经进入井冈山[JingGangShan]，并开始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具体操作，没有必要去研究“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两个会议之间，也就是在1927年9月19日到10月3日之间，秋收起义部队召开的重要会议只有莲花宾兴馆会议。因而，莲花宾兴馆会议，无疑是作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会议，莲花无疑就是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策源地。

　　首先，从三个会议的时间顺序上来论证。莲花宾兴馆会议召开的时间，后于文家市前委会议而先于宁冈古城会议。文家市前委会议是于1927年9月19日召开的。莲花宾兴馆会议是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而古城会议是1927年10月3日召开的。既然文家市没有做出“转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那么，部队在行进到莲花县召开的宾兴馆会议作出这一决策就符合逻辑了。如果说是古城会议做出的决策，就好比某个人去亲戚家做客，到了亲戚的家里才决定去做客，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其次，从行军路线来论证。文家市位于湖南东部的浏阳县、与江西萍乡接壤，且处于其正北面，萍乡南面就是莲花县，再往南就是宁冈县。从浏阳文家市到萍乡芦溪，再到莲花，最后往宁冈古城，几乎是一条通往南部的直线。这样，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去湘南的决定，与莲花县做出去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定，再到古城会议做出如何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决定，顺理成章，都符合逻辑，不至于相互矛盾。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宁冈县的古城在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中，是早期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核心，也就是说，秋收起义余部进入了宁冈的时候，便已经进入了井冈山[JingGangShan]根据地的核心范围；而莲花县也属于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范围，但只有南部的小部分属于军事根据地范围。可见，秋收起义这支部队去井冈山[JingGangShan]“做客”，不应该是到了宁冈古城再作出决定，而是在莲花就决定了的。

　　第五，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决策的主要史实及过程。

　　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决策的主要史实有三：一是宾兴馆会议的召开，二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三是宋任穷的回忆资料。

　　关于宾兴馆会议。

　　该会议是在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25日，工农革命[GeMing]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莲花县境内。中午到达高滩村，并在该村宿营。晚上，毛泽东听取了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人的汇报，决定攻打莲花县城。26日，部队攻克莲花县城，并于当天在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会议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密信“毛部应退赣西宁冈，宁冈有我们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几十条枪”的指示，毛泽东根据中央关于“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接受哪个省委的领导”的规定，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部队退兵宁冈，应当坚决执行。并且，这一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毛泽东再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并作出了“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

　　关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

　　这封指示信的来历，根据莲花县提供的有关资料得知，工农革命[GeMing]军在莲花与中共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工农革命[GeMing]军这支武装的情况，派出了一个交通员，来到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铜鼓进行联络。三团党组织也派出了当时在团部秘书处任文书的宋任穷，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宋任穷他们走后不久，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据宋任穷 1974 年 10 月在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博物馆谈话时回忆：“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了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 20 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于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写的，不知写的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⑩

　　中共江西省委委托宋任穷送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代表上级给秋收起义部队的指示信，因而，它必将对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起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宋任穷是在莲花县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秋收起义部队的。当晚，他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此时，正是秋收起义部队芦溪遭敌伏击、冲破敌人的尾追之后。部队处于迷茫之中。去向问题十分关键。那么，汪泽楷这封指示信，对毛泽东决定“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必定起了重大作用。这是因为：

　　一是，信中再次提到了宁冈，与毛泽东先前对金钢山（即井冈山[JingGangShan]，就是宁冈一带）的了解有了共识。信中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讲过，已有初步的了解。汪泽楷的指示信，代表中共江西省委明确表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得到宁冈武装的接应，可以在那里立足。这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和工农革命[GeMing]军后来在宁冈茅坪安家，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二是，宾兴馆会议召开前一天，毛泽东在莲花县高滩村听取了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人的汇报后，根据江西省委的信函内容，进一步对宁冈、永新一带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坚定了在井冈山[JingGangShan]开辟革命[GeMing]根据地的信心。

　　这样，毛泽东便以莲花宾兴馆会议的形式，把自己“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想法与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相结合，定下了“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在那里开辟农村革命[GeMing]根据地的最后决心。从此，掀开了中国革命[GeMing]史新的一页。

　　关于宋任穷的回忆资料的准确性。

　　虽然我们不能查到汪泽楷通过宋任穷送给秋收起义部队前委的那封指示信原件，因为那本来就是一封密信，用药水写的，看完之后也许就销毁了。同时要指出的是，这封密信的内容也是根据宋任穷回忆的，但是，他的回忆资料与其他人的有关回忆资料显然不同：宋任穷所回忆的历史资料，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历史文献可以将其推翻。像前面所述的罗荣桓、何长工等关于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作出“转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的回忆，以苏先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这一历史文献就可以将其推翻，说明其回忆有误，而宋任穷的回忆则符合历史事实，现在没有能将其推翻的历史依据。

　　宋任穷的回忆资料，具有时间上和内容上的真实性，与苏先俊的报告的有关内容也是想吻合的。由此可见，莲花宾兴馆会议，是决定毛泽东在井冈山[JingGangShan]开辟革命[GeMing]根据地的一次决策会议。它与毛泽东在更早时间主张的“上山”思想想吻合。如果说在文家市就决定了进军农村，还是违抗上级指示精神的“自选动作”的话，那么在莲花县，则有了自己原先主张向农村进军“上山”思想，同时又有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信的“规定动作”，这就把自己的“上山”思想和上级指示结合起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了，造成了进军井冈山[JingGangShan]并在那里开辟农村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必然趋势。因此，莲花宾兴馆会议，是决策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开辟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关键会议。

　　当然，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上，是否有过“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农村革命[GeMing]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对于本文命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在这此会议上作出了“引兵井冈山[JingGangShan]”的决策，就决定了开辟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历史命运。莲花县成为创建井冈山[JingGangShan]革命[GeMing]根据地的策源地，也就当之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