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吴先生[XianSheng]的为人处世，凡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QingHua]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是广为人所乐道。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KongZi]、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MaoDun]。季羡林先生[XianSheng]在为《回忆吴宓先生[XianSheng]》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XianSheng]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MaoDun]。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JiaoShou]不一样，所以[SuoYi]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JiaoShou]不一样，所以[SuoYi]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SuoYi]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SuoYi]矛盾[MaoDun]。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SuoYi]矛盾[MaoDun]。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SuoYi]矛盾[MaoDun]。”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MaoDun]，还不只季先生[XianSheng]说的这些。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QingHua]学校[XueXiao]时年已17，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QingHua]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非社员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却像《红楼梦》里赵姨娘一样，偷偷地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为，也真叫人长见识。比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张，也不会自损。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为《吴宓诗集》做广告时却称：“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一般人谈恋爱，最希望能结婚。吴宓苦恋毛彦文多年，但在毛哭着要求嫁给他时，他却狠心拒绝。吴宓一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他的学生钱锺书对他的评论入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MaoDun]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吴宓先生[XianSheng]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的确如此，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QingHua]学校[XueXiao]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不分皂白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柳诒征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同年6月21日又记道：“人方依古制，履行旧典，着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国中学生，则只知叫嚣破坏，‘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伤感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对抗，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XueXiao]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JiaoShou]职务，就任东南大学月薪160元教授[JiaoShou]。他无视儒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一味尊崇孔子[KongZi]及其学说，欲将孔子[KongZi]作为道德理想之寄托与人格理想之体现，以孔子[KongZi]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孔子[KongZi]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一文中说：“（孔子[KongZi]）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KongZi]、模仿孔子[KongZi]为职志。又借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他这样说，当然是劝诫人们要这样尊崇孔子[KongZi]，从而也崇拜天子、王者。但是，他却不知道，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学立国的清王朝崩溃了，提倡读经、读曾国藩家书的蒋介石政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然而他还是执迷不悟。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尔默默地帮助他开门（他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太顽固、保守和落后。武汉解放前夕他离开了武汉大学，显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