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是从《人民日报》1956年的一篇关于青岛遗传学[YiChuanXue]座谈会的报道中知道谈家桢教授的名字的。当时我17岁，是广东省仲恺农校二年级学生。出于对生物学的好奇，我一口气读完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岛遗传学[YiChuanXue]座谈会纪要》，书中刊登了每位与会科学家的发言。经过一番思考以后，我产生了一个奢望：到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的生物系学习遗传学[YiChuanXue]。

　　　　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后，我听的第一[DiYi]门生物课就是谈先生[XianSheng]开设的“生物学引论”。他那广博的学识、生动的讲述，很快就把我们这些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带进了生命科学的殿堂。但是以后我却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谈先生[XianSheng]。他不是那种喜欢手把手教学生的老师。他的思维方法和治学精神，我更多的是从他的一举一动、言传身教中学到的。

　　　　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我利用暑假留校搞科研，有一天当我走进生物楼二楼走廊时，就听到谈先生[XianSheng]在厉声批评一位老师。原来是这位老师未征得谈先生[XianSheng]的同意，就允许我在果蝇遗传实验室[ShiYanShi]饲养家蚕。见到我，谈先生[XianSheng]火气更大了，要我立即把家蚕搬走。我告诉他家蚕已饲养到四龄，还有几天就吐丝结茧了。但他还是坚持己见，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我当时真埋怨他不近人情，只好把家蚕搬到宿舍，养在放暑假回家的同学床铺上。后来当我把发表的这篇家蚕研究论文送给谈先生[XianSheng]时，我发现他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但我却从中体会到了谈先生[XianSheng]对实验室[ShiYanShi]的严格管理。我日后对实验室[ShiYanShi]管理之严格也是出了名的，并被多次作为典型经验总结介绍。回想起来，正是谈先生[XianSheng]给我树立的榜样。

　　　　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复旦大学遗传学[YiChuanXue]研究所刘祖洞教授的研究生，攻读人类遗传学[YiChuanXue]，但我和谈先生[XianSheng]的接触反而更多了。我发现他每次外出讲学或开会回来，都主动到我的实验室[ShiYanShi]告诉我有关科学领域的动态，关心我研究工作的进展。谈先生[XianSheng]善于掌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指导我选定了“分子病”（血红蛋白病）的研究课题。这在当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复旦大学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样样都得从头做起。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DiYi]年夏天，遗传所大多数人都放假了。我从木工间借来一台电锯，用有机玻璃自制血红蛋白电泳槽。没想到第二天，正当我汗流浃背地锯磨有机玻璃时，谈先生[XianSheng]笑容满面地把一根亮晶晶的铂金丝送到我面前。那天天气格外闷热，原来谈先生[XianSheng]是顶着烈日从家里走到复旦西北角的设备科，领了铂金丝再爬五楼送到遗传所！看到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感动不已。一根铂金丝，现在看来不足为奇，可我正是用这根铂金丝制作了第一[DiYi]台血红蛋白电泳仪，完成了国内发现的第一[DiYi]例异常血红蛋白的电泳分析。

　　　　谈先生[XianSheng]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作风，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遗传学[YiChuanXue]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