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曾说，刘大年先生的一生，“始于抗战，终于抗战。”这句话表明了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在刘大年一生中的地位。

　　青年时代的刘大年潜心学问，四处求学。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爆发后，他激于民族大义，于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八路军战士。此后，他长期在河北平原从事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亲自参与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1943年战场负伤后，他利用在太行山养伤的机会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他转向教育行政管理和历史研究工作，后来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因此，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使刘大年经历了从书生到战士再到学者的人生转折，也使他晚年逐渐转向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

　　刘大年重视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始于1982年日本发生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是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专门论述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问题；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从那以后，他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各种资源，搭建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各种平台，推动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亲自撰写编辑有关论著，呼吁和引导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的深入研究。

　　在搭建平台方面，刘大年的主要活动有：首先是参与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纪念馆，使抗战纪念馆成为加强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刘大年主要负责筹建及建成后在重大问题、方针政策方面的指导工作，这些工作是在国内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还处于早春的时候进行的。1987年纪念馆落成后，通过举办学术讨论会等形式，很快在加强抗战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史学会的平台促进政府和民间对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重视。1982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一次大型的讨论会，专门讨论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1985年，他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给有关领导写信，呼吁有关部门引导媒体重视国外舆论界对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历史的研究及观点。1987年，他以中国史学会为平台，促成了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的日中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举行。再次，主持筹建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学会和创办《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研究》，使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由我国史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筹建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学会并担任该会会长，是刘大年晚年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工作。该会于1989年秋开始筹建，1991年初正式成立，其间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非常困难。学会成立后，刘大年担任《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研究》编委会召集人。1998年，他担任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召集人，该专家委员会实际上起到了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学会基金会的作用。专门的学会、刊物和基金会的成立，是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并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复次，利用各种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的纪念活动，筹备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刘大年特别重视以学术讨论会为平台，通过学术交流来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1987年开始,他几乎每年都要组织或参与重大的学术讨论会，通过重大的学术活动引导舆论，发展学术力量。

　　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刘大年非常重视政府的作用，他多次写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者请求予以经费支持，用于筹建、维持和扩建研究平台；或者请求领导人亲自参与各种纪念活动，营造社会影响。他重视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的采访和报导，引导国际和国内社会舆论。他还非常重视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包括海外华人的资源和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资源，并通过这些资源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

　　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刘大年先生不仅身先士卒，成绩卓著，而且对学术界有引导、推动之功。1996年，他的有关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研究的论文结集为《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时代》。他还担任《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该丛书收书19种，他亲自主撰了其中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的八年》。晚年，为赶写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回忆录《大路》，讲述自己所经历的“太行风雪平原暑”，他于1997年重返太行山调研。他去世前写成的部分书稿后来结集为《我亲历的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与研究》。在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方面，刘大年先生的工作至少还有如下特点：一是重视史料工作。由于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史料的缺失和混乱特别突出，刘大年于是首先从抓史料工作开始。他呼吁加强对国内外现有史料的收集、保存和整理，以厘清史实；他还特别强调要趁还有部分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亲历者健在的时机加紧进行史料抢救和甄别工作。二是重视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刘大年在组织和推动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过程中，特别重视通过主持和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来提升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科学性。他一生五次访日，结识了大量日本朋友。1987年，他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赴日与日本学术界就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的性质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并取得认识上的一致。1990年，他主编了《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时，他多次强调要以尊重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1998年，他最后一次访日时，在谈到中方协助日方开展日中历史研究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时说：“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的基本历史事实是什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和中日历史研究课题的申请者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在这个基础上，用什么历史观、什么方法论研究、解释历史都可以，结论不同也没有关系。”三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刘大年在进行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历史研究的同时，也对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认真思考。《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时代》的压卷之作《照唯物论思考》集中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他在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研究中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即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和肯定国民党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中的积极作用，都是照唯物论思考的结果。

　　刘大年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在以他为代表的大量历史学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抗日战争[KangRiZhanZheng]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