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

　　　　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对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学术史的又一不朽贡献。在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顾感到问题复杂，几乎牵涉到中国[ZhongGuo]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师历史地理，于是有了《禹贡》杂志的创办及禹贡学会的成立。《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ZhongGuo]历史地理，可以说，从名称到研究[YanJiu]内容，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的奠基，都与禹贡学会密切相关，顾本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如果说将沿革地理推进到历史地理是出于学术自身的考虑，那么，禹贡学会从最初的古代地理研究[YanJiu]入手，向后来的民族史与边疆学的转移，则是顾颉刚们以学者的身份报效国家的明证！《禹贡》发刊词说：“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ZhongGuo]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YanJiu]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边疆史地的研究[YanJiu]从此发端。

　　　　顾氏在培养历史地理人才方面的成就尤其辉煌，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杨向奎语）。并称为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循着顾氏之门径，发扬光大了顾氏的研究[YanJiu]业绩，今天上海、北京、西安等历史地理研究[YanJiu]中心，即围绕他们及他们各自的弟子们所形成。

　　　　如果说顾氏在其他方面的研究[YanJiu]尚存争议的话，顾颉刚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则赢得当今学界的一致公认。

　　　　“邃于经学[JingXue]”：中国[ZhongGuo]学术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化经为史”是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学术的伟大使命，顾颉刚以“经学[JingXue]之结束者”与“古史学之开创者”自任，成为“化经为史”过程中最具自觉性和代表性的学者。

　　　　以“四个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统、经学[JingXue]四偶像为目标，顾颉刚前半生“化经为史”的业绩，主要表现为“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即剥离经学[JingXue]中的伦理性与政教色彩、还原经学[JingXue]的历史性，以史学观念取代经学[JingXue]信仰，其着力点在于“破坏”经学[JingXue]古史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化经学[JingXue]为史学”。

　　　　新中国[ZhongGuo]成立，打碎王制、道统，否定“封建”思想与礼教，乃至砸碎一切“旧”的东西，经学[JingXue]中的伦理性已荡然无存，顾颉刚这位昔日将经学[JingXue]赶下神殿的猛将，这时反倒逆主流而动，坦言自己“今后想着重研究[YanJiu]经学[JingXue]”，“把‘经学[JingXue]’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时，他的工作重点，由仅限于战国秦汉时人想象中的上古史，进而趋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坏”转移为“重建”，这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对《尚书》的整理[ZhengLi]与研究[YanJiu]上。

　　　　研究[YanJiu]重点的转移，使顾颉刚对《尚书》学研究[YanJiu]的关注点，也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此一时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经书为史料”，即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在经学[JingXue]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寻出可以用为史料的“真”，这便是他对于古史的“建设”。

　　　　神圣经学[JingXue]的结束与现代[XianDai]史学的开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顾颉刚最早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学术与文化使命。从“破坏经学[JingXue]古史系统”到“建设真实的古史”，从“化经学[JingXue]为史学”到“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因此成为近现代[XianDai]由经学[JingXue]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