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TianJin]民族路44号和46号，是一个由两座意大利风格小洋楼组成的院落，这就是梁启超[LiangQiChao]的饮冰室书斋。如今，这里已被辟为天津[TianJin]梁启超[LiangQiChao]纪念馆对外开放。驻足于当年的饮冰室前，我们可以体会到梁启超[LiangQiChao]在此著书立说、忧国忧民的思绪以及密谋倒袁、护国兴邦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况味。

　　在1915年兴建的饮冰室新楼大厅里，曾悬有一张巨幅画作——《双松图》。这是[ZheShi]由余绍宋画、梁启超[LiangQiChao]题诗的杰作。梁启超[LiangQiChao]的几个稍小的孩子如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等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不仅因为这幅画很大、需仰视而观，也因余绍宋创作这幅画时，大家就围在画案前把整个绘制过程看了个满眼。梁启超[LiangQiChao]与海内外许多[XuDuo]知名人士都有联系。上世纪20年代后期，浙江[ZheJiang]名士余绍宋寄居津门[JinMen]时，就曾与梁启超[LiangQiChao]有过一段亲密交往。

　　(一)

　　余绍宋是近代书法家、画家、金石学家、诗人、法学家、方志学家和知名报人。由于余绍宋曾是梁启超[LiangQiChao]的老部下，且与梁启超[LiangQiChao]在治学上十分投机，因此寄居津门[JinMen]时，是饮冰室的常客。二人在这里曾有许多[XuDuo]生动有趣的交流，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许多[XuDuo]层面。余绍宋堪称梁启超[LiangQiChao]晚年的知音。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樾园。他是浙江[ZheJiang]龙游人，生于广州。这是[ZheShi]因为其曾祖宦游岭南，任连州知州。余氏家学源远流长，上溯七代，俱善书画[ShuHua]，家藏颇富。余绍宋幼年即受庭训熏陶，16岁即成为诸生，20岁时任龙游新学堂堂长。他的书画[ShuHua]造诣深厚，别具气韵。他曾游历名山大川，尤擅写山水、竹松，用笔洒脱，纷而不乱，允称神工。他常寻丈巨幅，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其书宗章草，流利畅达，且善诗文。他曾自诩，其生平“字第一，竹次之。”因平素不轻易为人作，故藏者亦愈加珍之重之。

　　余绍宋习画迟在30岁，师从擅写竹石的京城画家汤涤。余绍宋治学严谨，内蕴深远，画作规整，但也常有神来之笔，因此很有风格。据说当时[DangShi]的日本皇太后曾斥重金购得余绍宋的风竹、雨竹、雪竹、月竹等四条屏墨竹。他在创作《春柳图》时说，“我用章草的笔法画竹，最得意的是画风竹和雨竹。而画柳则比画竹难得多。因柳枝竹叶须绘出其下垂姿态。我这一幅春柳，全用白描法，摇曳生姿，婀娜之中兼具刚健。”可见，余绍宋绘画讲究用艺术视角挖掘内涵，绝无匠气。

　　余绍宋24岁时与马叙伦等同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求学，1910年毕业回国。余绍宋的过人才学深得长其10岁的梁启超[LiangQiChao]的赏识。辛亥革命后，他服官京城多年，初在外务部和众议院任职。1913年，梁启超[LiangQiChao]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余即在梁手下共事。二人旧交即始于此。1913年余绍宋起任司法部参事，后长达7年之久，初还被司法部选派为政治会议员。1921年，他出任司法部次长，但仅任职9个月即去职。

　　深知宦海险恶的余绍宋，此后戮力传播中华璀璨文化，弘扬国粹。他曾相继担任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委、浙江[ZheJiang]文献委员会主委等职。他还在国立法政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当过教授。但他与梁启超[LiangQiChao]一直保持联系。1925年余绍宋撰成《龙游县志》，梁启超[LiangQiChao]欣然为之作序。这是[ZheShi]一次成功的志书修纂，梁启超[LiangQiChao]予以高度赞赏，“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

　　(二)

　　1927年夏，梁启超[LiangQiChao]肾病加剧，不得不停止讲学，从北京返回天津[TianJin]饮冰室疗养。余绍宋也于当年7月7日从北京移居津门[JinMen]，寄居友人郭芸夫家。郭芸夫是津门[JinMen]绅商、诗人，其宅也在意租界，距梁启超[LiangQiChao]饮冰室不远。故人相知，余绍宋遂成饮冰室的座上客，朝夕过从，话题涉及学术诸领域，但以书画[ShuHua]、题赠、艺术史内容为多。梁启超[LiangQiChao]曾愉快地记载下当时[DangShi]的情形，称余绍宋“闲日辄过我饮冰室，谈艺为欢。”余绍宋也说，“予避乱居津门[JinMen]，与任公梁启超[LiangQiChao]先生过从最密。”梁启超[LiangQiChao]还给张元济写信，推荐余绍宋去商务印书馆谋事。1927年10月，余绍宋离津。

　　病患缠身并未影响梁启超[LiangQiChao]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他开始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百种簿录之书于案头，朝夕探讨。”而余绍宋1928年3月返津后，则草创《中国美术史》，继续编撰《书画[ShuHua]书录题解》一书。令余绍宋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数月时间里，他竟得以“尽窥饮冰室之所藏”。饮冰室里“典籍充陈，细钜赅备”，令“行箧无书”的余绍宋大喜过望。他“辄就借阅”，“恣搜饱览，以餍所需”。直到四个月后他离津，《书画[ShuHua]书录题解》已完成了初稿的三分之二。

　　当时[DangShi]，二人“大约间日必相见，相见不及他事，即各举两日间探讨所得，相与商榷而辨难之，时检所藏书以为佐证。”他们相互切磋，颇为投机，到了一个高级境界。但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有时意见相左时，不免争论一番。而正是这样，才促进了其学术研讨向深度开掘。经梁启超[LiangQiChao]推荐，余绍宋于1928年5月在南开学校讲演《初学鉴画法》，讲稿还被刊发到了该校校刊上。

　　梁思达等回忆说，余绍宋是个大嗓门，说话痛快，性情坦率。他经常在午休后造访饮冰室，常常是一进楼下过厅就高声询问梁任公在家没有，如看见梁氏家人、仆人则谈笑无忌。梁启超[LiangQiChao]在二楼一听是他“大驾光临”，赶紧走到楼梯口来迎接，而且总会笑谑几句。

　　除“接席长谈、从容商讨”学问之外，余绍宋还常在饮冰室或旧楼书房中以作画为乐。为方便其作画，梁启超[LiangQiChao]着实动过一番脑筋、作过一番准备。他在卧室临窗处，特意安置了一张高架画案。这样，余绍宋就可以在较适合的光线下舒服地作画了。梁启超[LiangQiChao]每每伺于左右，“每出所藏旧纸墨索作”。这是[ZheShi]个生动有趣的场景。别人都知道这是[ZheShi]梁启超[LiangQiChao]兴致所至，也不便上前帮忙。余绍宋受此礼遇，并不拘束，总是兴致盎然。他运笔挥洒、泼墨恣肆，“或五日、十日作一水石，或食顷尽数纸。”他还特意给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画了四页册页，表示祝贺。

　　余绍宋在饮冰室开了个“画室”，为饮冰室增添了欢乐，也似乎减轻了病魔对梁启超[LiangQiChao]身体的折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