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陈明福原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2000年退休后，经过6年的悉心研究，并以年近古稀之躯独自一人自费外出采访，沿着清末名将重臣左宗棠公当年的足迹，辗转湖南、福建、陕西、宁夏、甘肃、新疆[XinJiang]等地，行程数万公里，收集地方史志资料，求教众多的专家学者，用深入发掘、考证和鉴别得来的言之有据的历史[LiShi]文献，撰写成125万字的《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以历史[LiShi]唯物主义观点还原历史[LiShi]本来面目，以不加虚构渲染、真实可信的历史[LiShi]传记文学形式，严谨、详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左公坎坷的经历、独特的性格、超群的韬略、辉煌的业绩和传奇的人生，第一次对左宗棠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PingJia]。

　　　　7月上旬，《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记者就如何评价[PingJia]左宗棠的问题，与他作了一番对话。

　　　　问：左宗棠是位饱受争议的历史[LiShi]人物。1955年以前几乎全盘否定，1955年以后开始肯定某些方面，70年代末期以后才逐渐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PingJia]。请问历史[LiShi]上对左宗棠一生的总评价[PingJia]，主要有哪些观点？

　　　　陈明福：主要有六种观点：一是“基本上是一个极反动的人物”，这是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他是统治阶级驯顺的走狗、革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人民永远不能宽恕他在镇压太平[TaiPing]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中犯下的滔天罪恶。二是功过互考，功大于过。认为他作为爱国者的历史[LiShi]功勋，比他所犯下的血腥罪行还要重要一些。三是分期评价[PingJia]，前罪后功。认为他在前期是个杀人盈野、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是统治集团中一批重要的反动人物之一，后期是个顺乎人心、功在民族的爱国者，是统治集团中少量可数的进步人物之一。四是称他为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五是评价[PingJia]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六是认为他是颇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者。

　　　　问：在这些评价[PingJia]中，有将他定位为“统治阶段驯顺的走狗”的，有定位为“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的，有定位为“爱国主义”的，有定位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者”的。不难看出，赋予左宗棠不同的角色，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您书的内容看，您把左宗棠定位为“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

　　　　陈明福：在晚清政府中，左宗棠是举足轻重的军事名将、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为反对外侮、统一中国[ZhongGuo]立下卓著功勋，其爱国主义精神可与林则徐比肩。近代中国[ZhongGuo]的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是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在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凡是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利益，以英雄气概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到底，并在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具有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都可以而且应该称之为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左宗棠收复新疆[XinJiang]的爱国业绩，超出了阶级利益的局限而成为维护全民族利益的壮举，应该授予他“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的称号。不要因为左宗棠曾镇压过农民起义，就轻易否定他是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也不要因为左宗棠曾经参加过洋务运动，就轻易否定他是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

　　　　一些历史[LiShi]学家说左宗棠是个“复杂”的人物。我不赞同这样的评价[PingJia]。为什么在历史[LiShi]学领域内，常用“复杂”这个带有贬义的词呢？左宗棠如果只有“单纯”的历史[LiShi]，一直当个清白的举人，没有[MeiYou]为清廷立下平定太平[TaiPing]军和捻军之功，能让他当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吗？假如他没有[MeiYou]达到这个职位，仍是“湘上农人”，能率军出关去收复新疆[XinJiang]吗？所以，我们期望左宗棠没有[MeiYou]前面的这段经历，只有后面建立的功业，实在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想当然”。再说得“白”一点：若无前“过”，难建后“功”。评价[PingJia]别的历史[LiShi]人物，如林则徐等也是如此。假如林则徐没有[MeiYou]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没有[MeiYou]为清王朝效忠和立功，是不可能任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的，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既然没有[MeiYou]“前”便没有[MeiYou]“后”，没有[MeiYou]“过”便建不了“功”，我们为何非要纠缠于他们早期的某段历史[LiShi]呢？

　　　　问：综观历史[LiShi]学家和学者对左宗棠的评价[PingJia]，不少明显带有“阶级斗争为纲”思维的痕迹和烙印。如何客观、公正、理性看待左宗棠？

　　　　陈明福：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LiShi]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左宗棠。我对左公的功过总结为“十功三过”。其主要功勋是：

　　　　其一，左宗棠最先创办了福州船政，对中国[ZhongGuo]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中国[ZhongGuo]近代海军奠定根基，是“中国[ZhongGuo]近代海军之父”。

　　　　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大批中国[ZhongGuo]近代海军的精英和骨干。马江海战、甲午海战中指挥战舰英勇作战的舰长，包括像邓世昌这样的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基本上都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关于这一点，连李鸿章都承认的。清末重建海军以及民国时期的海军将领，也大多是福州船政的历届学生。孙中山先生曾评价[PingJia]：“足为海军根基”。

　　　　其二，左宗棠最先创办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等，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为中国[ZhongGuo]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开了先河。

　　　　其三，左宗棠不论在浙闽和陕甘、新疆[XinJiang]，走到那里，任职何处，都十分关注民生疾苦，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民众。

　　　　《清史稿》记载：“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关于克己奉公，为民谋利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兰州黄河大铁桥。这座桥花费的38万多两的银子，是他应得的“茶马使”饷银，自己一分也没花，就是特地留给后人办公益事业的。兰州的黄河大铁桥百余年来，通过了多少车辆行人？给人民提供了多少方便？北京奥运会在兰州的火炬传递，起始点便是在黄河大铁桥！但是鲜有人知道，这是左公从个人腰包里掏的款！

　　　　其四，左宗棠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从东南到西北，最后又在京都和江南，为民治水兴利做的好事多得数不清。

　　　　左宗棠说过，“水利可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他并不是清廷专职管水利的大臣，却在几十来间兴修了众多的重大水利工程，确实做到了体恤民艰、为民造福。这里不妨列个清单：

　　　　在陕西，他修治了西安郑白旧渠，使“关陇创此永利”。在泾水上源开沟渠、设闸，取得了很大成绩，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宁夏，他曾多次拨款给地方，用以兴修水利，致使宁夏“干渠二十多道，支渠一百四十多道，能灌田八十多万亩”。

　　　　在甘肃张掖，开渠7道，又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亩。在肃州临水河修筑七大坝，在抚彝厅亦开挖渠道，支银1775两。疏通了渠道、发展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特别是左宗棠指使部将王德榜，引抹邦河水溉田的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复了西宁府城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一里多，创修碾伯、栖弯堡一带沟渠二十余里。在河州新甲集新挖水渠四十余里，祁家集新修水渠一道，狄道州修旧渠两道。

　　　　左宗棠的下属陶模在秦州知州任内，引渭河之水，开陈家渠、张杨家渠、河边渠等四道，灌田数千亩。

　　　　在新疆[XinJiang]哈密修了城子渠，镇西厅之大泉东渠，迪化之永丰、太平[TaiPing]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长渠，奇台各渠等等。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并疏通东西大渠。这些渠，“皆以兵工所修，其雇民力者给以工资”。

　　　　在左宗棠督办水利的统一部署下，左部将张曜在哈密，首先重修了过去引山水已报废的石城子渠。使哈密一带屯田近二万亩，取得了每年可收军粮数千石的可喜成效。除北疆外，

　　　　在南疆也劝导兴办，“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到1880年左宗棠调离西北时，新疆[XinJiang]已修筑的较大水渠有：乌鲁木齐的永丰渠(共三渠)，总长120里；太平[TaiPing]渠(共三渠)总长160里；地窝堡、九家湾三道渠共长21余里；库车修渠二道长10里；库尔楚修河道40里；开凿大连、小连、萼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160里；在喀喇沙尔修渠11道共长30里。到1881年喀喇沙尔河修治完工，叶尔羌河也已“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

　　　　入京后，立即治理水患不断的永定河和桑乾河，亲自带病督工，取得显著成绩。

　　　　任两江总督后，立即视察水利，治理淮河。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历代只有口头议论，实际施工则畏难却步”的朱家山和赤水湖两大工程。

　　　　其五，左宗棠大力筑路植树，栽桑种茶，绿化祖国，优化边疆生态环境，是开发大西北的先躯者和大功臣。

　　　　左宗棠筑路，是从潼关开始，西到嘉峪关，横贯陕甘两省，全长3000余里。路随地形转移，路面宽阔，一般为3丈~10丈，最宽处30丈。在甘肃东北、甘肃西南以及到青海大通、湟源等地也修了不少路。因为凡所需军火、军装、军饷大都来自东南，均经潼关西运。此路大抵沿元明清的驿道而筑。

　　　　左宗棠沿路植树（即诗中所说的“新栽杨柳三千里”），光是陕西长武境到甘肃会宁，共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树就有约264000株，河西仅永登县境内[JingNa]就有约78000株，河西各县沿路除沙碛外都种了不少杨树、柳树，还有榆树、槐树。“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隆无誉：《西笑日觚》）这便是后人常说的“左公柳”、“左公杨”、“左公榆”、“左公槐”。

　　　　据秦翰才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记载：“凡是文襄公或楚军湘军所到之地，就大家种树。如今可考的：会宁境内[JingNa]种活树21000多株；安定境内[JingNa]106000多株；皋兰境内[JingNa]4500多株；环县境内[JingNa]18000多株；安化县丞及镇原境内[JingNa]12000多株；狄道境内[JingNa]13000多株；平番境内[JingNa]8000多株；大通境内[JingNa]45000多株。其时，魏光焘做平庆泾固化道，大概所有东路路工和桥工，都是在他指挥之下完成的。”

　　　　其六，左宗棠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为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等做了大量的好事。

　　　　他在福州创设“正谊堂书局”，修订重印《正谊堂全书》68种，共524卷，为正谊书院题写联语、制定章程；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为《至公堂》题写匾额；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备加推崇，为其再版作序，主张学习西方以致富强；写下《学艺说帖》，主张改变重义、重理轻艺，对中国[ZhongGuo]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提出认真学习西方技艺。

　　　　在任陕甘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至于刊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收复新疆[XinJiang]后不到一年，便兴建义塾达37处。为便利陕甘考生应试，经多次上奏折后获准，在陕甘乡试、会试予以“分闱”，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

　　　　其七，在西方列强对中国[ZhongGuo]进行豆剖瓜分、任意宰割，在他们强行租借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的年代，唯有左宗棠不怕洋人，大长中国[ZhongGuo]人的志气，大灭洋人的威风，这在晚清的大吏、将军、总督中是独一无二的。

　　　　其八，在他运筹指挥下，克服了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用二年多时间，终于打败了盘踞新疆[XinJiang]13年之久的沙俄和英帝走狗阿古柏，光复了新疆[XinJiang]大部，并五次上奏折建省。

　　　　兵饷粮运是他呕心沥血、熬白须发筹措的，“缓进急战”的正确战略是他亲手制定的，前线将领和后勤官吏是他精心挑选的，每步行动是他审时度势确定的，重大难题是他悉心解决的，各种奏折是他亲自撰写的……

　　　　其九，调遣重兵，进击伊犁，舆榇出关，威慑敌胆，为曾纪泽赴俄谈判提供了坚强后盾和武力支持，迫使凶恶而贪婪的沙俄，带着唾沫吐出快要咽下去的肉，使伊犁连同新疆[XinJiang]其余广大地区得到光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永垂不朽的功绩，怎么评价[PingJia]都不过分。

　　　　为了写这部作品，我曾沿着左公的进军路线，从西安到银川，然后到吴忠、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和田等地，体会了西征路的极其漫长和艰辛，更亲自领略了新疆[XinJiang]之大，新疆[XinJiang]之好，新疆[XinJiang]之美，新疆[XinJiang]之重要，不禁感慨万千！

　　　　新疆[XinJiang]人民自豪地传唱《新疆[XinJiang]是个好地方》，国内各地人民成群结队去新疆[XinJiang]旅游，游天池，游阿尔泰，游伊犁，都被美景陶醉。特别是在伊犁那拉提，旅游人群拥济，如过江之鲫，因为那里被称为“东方的瑞士”，真令人留连忘返啊！

　　　　我又在霍尔果斯口岸伫立良久，遥望远处的河山。我想，拥挤的游客他们为何不到更远一点的巴尔喀什湖去游玩？那里的湖水湛蓝，面积相当于8.3个太湖；中国[ZhongGuo]头脑灵活的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为何不去搞游艇投资、兴建别墅群？——唉，那里如今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土，永远归属于人家了！假如让左公将新疆[XinJiang]事务管到底，朝廷的投降派不插手，让他兵临城下后再与沙俄谈判，“老毛子”能将我们这块如此大的国土割去吗？怪不得王震将军不胜感叹：“可惜左宗棠只有一个，不然我们的领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不是吗，占我国陆疆六分之一的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硬是左公统兵从侵略者手中重新夺回的。

　　　　当你在一年四季吃到“甜又香”的哈密瓜时，须知这块宝地向来盛产封建时代向皇帝进贡的佳果；当“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头醉了”时，国人的嘴也馋了，可以享口福了；当你的“宝马”车开高速尾汽却很少时，须知这是克拉玛依开采出来的优质石油；当年勒住马瞭望一眼后便“赶紧转个脸，向别处走去”者的后代，现在都趋之若鹜想成为克拉玛依的居民；当新疆[XinJiang]到了采棉的季节，那望不到边的洁白，是天上白云整块掉在地上之故；天山南北碧绿青葱的草地，花白相间的优质奶牛在悠闲自得地吃草，那里有伊犁奶业的生产基地，牛奶天天输送到全国各地；至于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的各种不可估量的宝藏，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振兴的物资基础！这一切，都是谁为我们造的福祉？

　　　　不到新疆[XinJiang]不知祖国之大。这么一大块国土，这么重要的地方，是谁以老命相搏夺回来的？还对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抓住不放，吹毛求疵，说三道四，甚至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太不公道了！我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ZhongGuo]人，摸摸自己的良心何在？

　　　　其十，当法军在越南、云桂边界和台湾、福建，以陆、海军大举入侵，国家又处于危急的关头，他以七十高龄慷慨请行，再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撑着重病之躯走上抗法前线，派遣名将，统率劲旅，坐镇福州，获得谅山——镇南关大捷，并精心筹划海防全局，关心台湾防务和建省，最后殉职在岗位上，真正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抗法战争“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

　　　　问：在您看来，左宗棠主要有哪些过错？

　　　　陈明福：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我将左公之过概括为三方面：

　　　　其一，他经不起别人一次又一次的诚聘、敦劝、说服，终于“隐不在山”，投入张亮基的幕府当上幕僚，直接参与同太平[TaiPing]军作战。

　　　　其二，有追求功名的动机，仕途不通，名儒当不成，便想当名将。想当名将，必然要“以血染红顶子”，那也应该适可而止，如同冯子材一样，虽然多次镇压了起义军，但人们印象不深，觉得罪孽不重。他太突出了，屡胜强“敌”，所以被称为刽子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仅仅比“曾剃头”差一点而已。假如消极应付一下，对太平[TaiPing]军、捻军、回民起义军友好一点，少杀一点，宽容一点，不要那么狠，消灭他们那么多，那也有情可愿。可是左宗棠没有[MeiYou]这样做。他在与太平[TaiPing]军作战时，以多杀起义军为快，特别是在最后追杀、剿灭太平[TaiPing]军余部时，手段极其残酷。其思想根源是报皇帝重用之恩，忠于封建统治者，为朝廷效“犬马之劳”。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左宗棠凡遇太平[TaiPing]军将领被俘，审讯后他即处以磔刑，并对其家属进行追查、处罚。参与“造反”者的家属要遭“连坐”，这固然是封建王朝的法律，但毕竟在执行过程中可以从宽的，左宗棠没有[MeiYou]丝毫宽宥她们，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严重过失，理应予以谴责。

　　　　其三，左宗棠在执行清朝政府制定的对回民起义军“剿抚兼施”政策时，“抚”得不够，未能“仁至义尽”，特别是对金积堡的“杀降”和肃州“滥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犯下了严重罪行。

　　　　如果他的招抚工作做得细、做得好，能顺应和满足陕甘回民希望得到的抚局，这无疑属上策。他口口声声的称自己为“今亮”，为什么不学学“古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呢？马化隆不是他“擒”来的，而是自己上缚后走来的，却不予宽容和优待，连“一擒一纵”也做不到，将其凌迟处死。陕甘回民至今，有不少人人对左宗棠残杀他们的祖先，怀有深切仇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曾有人评价[PingJia]，左宗棠率大军西征、收复新疆[XinJiang]虽有功，但有以高息借外债以充军饷之过。李鸿章、沈葆桢等重臣曾指责他用兵西北开支庞大，主张罢兵撤回关内，放弃新疆[XinJiang]这个不毛之地。左宗棠自己对用兵借饷，付高额利息，久怀愧疚之心：“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左宗棠全集》第12册，书信三，第71页）这应该说他是主动“揽过”的高姿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借外债是因为朝廷未能给出关大军提供必需的军饷，别无他法，借此巨款不是供他个人使用、落入自己腰包，而是为了国家大事。

　　　　问：寻觅左公足迹，完成这部巨著，留给您的最深感触是什么？

　　　　陈明福：我最想说的是：左宗棠功高盖世，对这样的民族英雄[MinZuYingXiong]，后人不能忘记！我感触最深的是：对本民族的英雄，不加珍惜，不予崇敬，妄自菲薄，甚至肆意贬损，这是民族自尊心、自重感、自信力的悲哀，将难以弘扬民族精神，挺起民族脊梁；对本民族的英雄，不善识别，不予定评，求全责备，苛待古人，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循规蹈矩，史识不高，长期争论不休，这是社会意识的悲哀，将导致理性思维的衰退和理论制高点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