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的身影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主席的诊疗证

　　　　■ 天津汇文中学，留下了他读书的身影。

　　　　■ 中南海的红墙内，周总理[ZongLi]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 在他的倡议下，第一次在中国[ZhongGuo]以教委体育卫生司的名义出版了《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

　　　　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著名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ZhongGuo]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和中国[ZhongGuo]性教育的开创者吴阶平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这位曾经见证共和国总理[ZongLi]最后岁月的“红色御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后，本应安享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ZhongGuo]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ZiJi]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YiSheng]职责。生前，吴阶平曾说：“我现在还是医生[YiSheng]，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YiSheng]这一职业所涵盖。

　　　　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

　　　　考虑“吃饭问题”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ZiJi]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吴阶平在江南水乡那所闹中取静的大宅院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4岁那年，父亲吴敬仪由人介绍来到上海宝成纺纱厂，小阶平也跟随父母告别了常州老宅。

　　　　5岁那年，小阶平因父创办天津宝成纺纱厂而北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YiSheng]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YiSheng]。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父亲吴敬仪是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影响，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他们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吴敬仪对子女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官场太腐败，做官会身败名裂；社会动荡，经商会倾家荡产——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YiSheng]决不会失业，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YiSheng]，一定要进协和。

　　　　于是，吴门三代及近亲中有30余人从医。其中，同辈的姐夫陈舜名、大哥吴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吴蔚然及吴阶平本人，分别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内科、儿科、泌尿外科领域里独领风骚，胞弟吴安然则从事基础医学中的病毒学研究，系国内知名的免疫学家。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ZhongGuo]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ZiJi]手艺非常好，由于自己[ZiJi]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YiSheng]，“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ZiJi]主持临床工作[GongZuo]。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ZiJi]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见证共和国总理[ZongLi]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家的书柜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周恩来[ZhouEnLai]总理[ZongLi]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ZhouEnLai]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生前总是说，总理[ZongLi]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ZhouEnLai]身边工作[GongZuo]了近20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ZongLi]都有具体指点。总理[ZongLi]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ZongLi]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对此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ZongLi]做自己[ZiJi]的病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ZongLi]本人的医疗[YiLiao]保健工作[GongZuo]。“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ZongLi]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ZongLi]医疗[YiLiao]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ZongLi]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ZongLi]：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GongZuo]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ZiJi]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ZhouEnLai]，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ZhouEnLai]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ZhouEnLai]医疗[YiLiao]工作[GongZuo]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YiLiao]组。医疗[YiLiao]组除了给周恩来[ZhouEnLai]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ZhouEnLai]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YiLiao]组的组长，医疗[YiLiao]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ZhouEnLai]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ZhouEnLai]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ZhouEnLai]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YiLiao]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YiSheng]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ZongLi]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YiSheng]们拿着周恩来[ZhouEnLai]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ZhouEnLai]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YiLiao]组为周恩来[ZhouEnLai]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ZhouEnLai]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YiLiao]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ZongLi]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YiSheng]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ZhouEnLai]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YiSheng]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ZongLi]的病日益加重，医疗[YiLiao]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ZongLi]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ZongLi]床前。弥留之际，周恩来[ZhouEnLai]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ZongLi]的亲属和医疗[YiLiao]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YiLiao]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ZongLi]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ZongLi]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ZhouEnLai]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这时，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个寒冷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