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QianZhongShu]　1929年，我报考清华[QingHua]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所有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YiGe]班里上。但我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十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因而开始时我接触的本系同学[TongXue]不多。但我却幸运地遇到一位很渊博的英语教师，美国的詹孟生（R．D.Jameson）教授，使我受益匪浅。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QianZhongShu]是在冯友兰先生[XianSheng]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WoMen]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YiGe]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TongXue]，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XianSheng]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TongXue]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XianSheng]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XianSheng]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XianSheng]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当时我们[WoMen]住的宿舍是旧房子，五个人一间，新大楼正在建设中。同宿舍的还有两位广东人，一位叫方稚周，人很厉害；另外一位广东人名叫石伟，是学社会学的，人挺好，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返校时大家都还见了面。还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TongXue]叫何汝楫，是浙江人。许振德是山东人，不喜欢和南方人同居一室，过了几天就找了个小屋搬走了），原来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TongXue]。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QianZhongShu]，他俩在同一个[YiGe]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QianZhongShu]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XianSheng]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YiGe]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QingHua]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QianZhongShu]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WoMen]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QingHua]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WoMen]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型的，中间有廊子。我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我们[WoMen]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YiGe]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YiGe]，各人有一把钥匙。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QingHua]的中学同学[TongXue]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钟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钟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钟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我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我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我一块儿去食堂，饭后我们[WoMen]一块儿去校园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进城去会女朋友，钟书就把被子抱过来与我抵足而眠，我俩常常是彻夜长谈。

　　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我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我寄过几本书。

　　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TongXue]搬走，钟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TongXue]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TongXue]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TongXue]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二

　　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QingHua]研究院。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QingHua]大学，旁听我们[WoMen]班的课。

　　我们[WoMen]班有位女同学[TongXue]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TongXue]很少跟男同学[TongXue]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钟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TongXue]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TongXue]，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TongXue]后来跟我们[WoMen]一个[YiGe]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QianZhongShu]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钟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XianSheng]来，请钟书参加。每次开会，钟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钟书一人。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YiGe]礼拜读中文书，一个[YiGe]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钟书常和我谈到叶公超先生[XianSheng]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的一天，钟书约我一同去叶先生[XianSheng]家拜访。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XianSheng]。叶先生[XianSheng]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QingHua]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先生[XianSheng]当时还是单身，住在清华[QingHua]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北院原来是清华[QingHua]学堂初建校的时候，专门给外国教师修建的。叶先生[XianSheng]住在北面一排中间的一套房子，他大约住了一年多，移来竹子栽在南窗前面。后来他给他的客厅兼书房和餐厅的那间大屋子起了一个[YiGe]雅名“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歌专家黄晦闻先生[XianSheng]写成横披，悬挂在室内南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客厅里，确实看得见竹影摇曳。叶先生[XianSheng]原来是一位很爱风雅的人。我们[WoMen]在清华[QingHua]四年中常在叶先生[XianSheng]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多少年来我们[WoMen]以为叶先生[XianSheng]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头两年我看到台湾出版的《叶公超散文集》才知道他在美国爱默恩大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玛地兰学院（Magdalene College）念文艺心理。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教的也是文学。

　　在大学第二年的第二学期，我们[WoMen]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XianSheng]，所以以后钱钟书[QianZhongShu]和我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XianSheng]和张先生[XianSheng]。

　　四年级的时候，钟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XianSheng]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WoMen]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XianSheng]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XianSheng]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季康也选了这门课。新来的研究生赵萝蕤也和我们[WoMen]一样上这门课。不过当时大家看见也只是点点头（不认识），从来没有交谈过。

　　张申府先生[XianSheng]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QingHua]周刊》。当时在清华[QingHua]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QianZhongShu]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XianSheng]以外就是张先生[XianSheng]。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XianSheng]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QianZhongShu]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XianSheng]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QianZhongShu]和张岱年先生[XianSheng]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先生[XianSheng]预言之准确。

　　我们[WoMen]四年级时曾一度传说钱钟书[QianZhongShu]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教中文。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的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我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我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三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WoMen]三个人在我的宿舍（133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WoMen]三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钟书和我除了在学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YiGe]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WoMen]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WoMen]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钟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俩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我们[WoMen]就顺便游逛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香山饭店住一个[YiGe]大房间只两块钱。但是要吃饭，三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WoMen]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WoMen]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常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这是我们[WoMen]三个人第一次在一块儿旅游。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国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为得请一个[YiGe]礼拜假，而老许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呆几天，因此我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圆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钟书请他在“来今雨轩”（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WoMen]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YiGe]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WoMen]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钟书[QianZhongShu]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叶师、钱钟书[QianZhongShu]师生三人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

四

　　一个[YiGe]人从当小学生到大学生，对于教师总不免要品头论足的。头些年流传着几句话，说是钱钟书[QianZhongShu]说的，清华[QingHua]的几位老教授某某老朽，某某懒惰，又说某某不学无术等等。这些话都是我们[WoMen]在学校时经常谈论的，其中说的某某不学无术是人们称为福田将军的教授。这位先生[XianSheng]后来果真当上了将军——美国战地服务团的将军。我们[WoMen]在学校时，这位先生[XianSheng]经常是在球场上当裁判，特别是棒球裁判。他本来是夏威夷的华侨，在学校里教大一大二的英语，不过国语说得很好。他经常陪着一位美国女教授散步。我们[WoMen]三年级暑假前夕那位女教授忽然邀请我们[WoMen]班全体同学[TongXue]到她家吃茶，她说陈先生[XianSheng]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专门研究弥尔顿，可以教我们[WoMen]第四年的英语；大家只是听她说，吃她准备的点心喝咖啡，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们[WoMen]第四年仍然是温源宁教的弥尔顿，陈先生[XianSheng]还是教一二年级的英语，所以如果钱钟书[QianZhongShu]说过这位先生[XianSheng]不学无术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33年温源宁先生[XianSheng]到上海工作，接着叶公超先生[XianSheng]从欧洲休假回来辞掉清华[QingHua]教授到了北大，所以清华[QingHua]外语系只留下来吴宓先生[XianSheng]一个[YiGe]老人了，本来全国闻名的清华[QingHua]外语系就等于散了摊子了。七七事变后清华[QingHua]南迁，后来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陈福田先生[XianSheng]成了清华[QingHua]外语系负责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何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胜利后不久吧。吴宓先生[XianSheng]到了西南联大后转到四川又经过好多变化，受过许多折磨，最后遭到迫害成了残废。叶先生[XianSheng]在抗战后期调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对外宣传工作，也离开了清华[QingHua]。叶先生[XianSheng]还在西南联大时，在一次通信中谈起“现在联大保留一个[YiGe]教授的位置是准备给钱钟书[QianZhongShu]的”，我曾给钱钟书[QianZhongShu]写信时提起此事，他在回信中说，“莫非要我每日三餐都要祷告感激叶公超吗？”钱钟书[QianZhongShu]何以对叶公超态度变成这样，我莫名其妙，本来交情很好，怎么变成这样了？其中过节儿我也不知道，所以从此我给他写信再也不提叶公超了。许多年前我从报上看到说有外国记者访问叶公超，问钱钟书[QianZhongShu]是他的学生吗？据说叶公超装聋作哑，既没肯定也没否定，我也就不对叶公超提起钱钟书[QianZhongShu]了。二人原是很好的师生情谊，没想到竟变成这样，我不知其中原因，也未向二人问过，他们也未曾向我提起过。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记得有一次钱钟书[QianZhongShu]给我的信中提到叶公超如何如何。这就是二人交往的结局。叶先生[XianSheng]本来出身于官僚家庭，所以改行做官也很不足为奇。抗战后期叶公超替其叔父到上海办事，遭到诬陷，被敌伪关押受到毒打，后来通过其叔父朋友之关系保释出来，我曾写信给在上海的杨季康打听，她回信说已经平安无事了。自此以后叶公超完全离开西南联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涯。

　　（摘自《和钱钟书[QianZhongShu]同学[TongXue]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