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中国现代美学[MeiXue]中的独特地位，一是在中国美学[MeiXue]的创立上，二是在中国美学[MeiXue]的方向上。

　　使美学[MeiXue]与中国文学艺术对接

　　中国现代美学[MeiXue]的创立，由三个步骤形成：第一步，美学[MeiXue]的汉语名称的定译；第二步，把美学[MeiXue]与中国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对接；第三步，美学[MeiXue]作为学科形成美学[MeiXue]原理。

　　在美学[MeiXue]名称的确定上，面对西方来的aesthetics，西方传教士、日本学人和中国学人各呈智慧，用过很多名称：“佳美之理”、“审美之理”（传教士罗存德提出）， “审美学[MeiXue]”（日本小幡甚三郎提出），“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传教士花之安提出），“佳趣论”、“美妙学”（日本西周提出），“艳丽之学”（中国颜永京提出），“美学[MeiXue]”（日本中江兆民提出 ），等等。最终“美学[MeiXue]”在中国成为汉语定译，与王国维的努力分不开。王国维在自己影响甚大的论著中，与康有为、吴汝纶、梁启超、蔡元培一道，运用美学[MeiXue]一词，使“美学[MeiXue]”一词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MeiXue]”课程。在京师大学堂的主导者张百熙、张之洞推行的路线上达到顶峰，让“美学[MeiXue]”这一名称进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在促使美学[MeiXue]全面进入中国文化之中，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三位大家起了巨大作用。王国维第一个大力提倡美学[MeiXue]，把握到美学[MeiXue]的基本特质，即美和艺术让人从现实功利中超越出来，走向一种心灵净化之学。他既把西方美学[MeiXue]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艺进行对接，在小说、戏曲、诗词上开出新境，又把西方美学[MeiXue]与中国材料融汇，在审美类型上进行融合中西的开拓，提出了古雅、优美、壮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美学[MeiXue]范畴，让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与美学[MeiXue]对接起来。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突显了美学[MeiXue]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不但显示了用美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全面发展的新人的现实需要，也让美学[MeiXue]与教育体制和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对接起来。梁启超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晚清的“革命”营造中，使小说为艺术之最上乘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文书画为主体的艺术结构，并让艺术成为唤起民众、塑造现代性新民的有力武器，显示了美学[MeiXue]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功用，把美学[MeiXue]的感染力与古代的文以载道结合起来，使美学[MeiXue]与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文化对接起来。这三个方面的努力，表明美学[MeiXue]存在于文化的各方面，其中最有美学[MeiXue]性的是王国维的文学艺术方向。

　　要让美学[MeiXue]与中国广大的文学艺术对接，并在此之上产生中国的现代美学[MeiXue]，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道路，而美学[MeiXue]之为美学[MeiXue]，需要作为学科的美学[MeiXue]原理著作。在现实需要下，中国学人开始直接移置西方美学[MeiXue]原理著作。1917年，萧公弼《美学[MeiXue]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共出6期，虽未完成，但拉开了美学[MeiXue]原理的架势。1923年，吕澂《美学[MeiXue]概论》和《美学[MeiXue]浅说》出版，西方型的美学[MeiXue]原理正式地、完整地在中国出现，以短平快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美学[MeiXue]的建立。

　　以中国资源为主的方向被抑制

　　王国维在中国现代美学[MeiXue]创立的前两步中起了最为重要、最具主导性的作用。在第三步上，王国维从本土资源深入、扎实地做下去，在尚未完成、一时也难以完成之时，被西方时尚短平快的方式抢了风头。这一既有幸又不幸的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MeiXue]以后的演进。

　　西方型美学[MeiXue]原理的出现完成了中国美学[MeiXue]的建立，但这一以短平快方式出现的美学[MeiXue]原理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MeiXue]的特质有相当距离，因而王国维以广大中国资源为基础，融汇西方美学[MeiXue]，形成新型美学[MeiXue]的方向受到了抑制。特别是在朱光潜综合当时最时尚的审美心理学诸流派，写出了自己的美学[MeiXue]原理专著《文艺心理学》（1931年写成，1936年出版）和《谈美》（1932年）后，西方型美学[MeiXue]原理成为中国美学[MeiXue]的主流。而王国维以中国资源为主的方向无法进入这一美学[MeiXue]原理框架，不知不觉间沦为一种中国古代艺术研究，或者加上一些美的词汇和美学[MeiXue]思考，成为中国美学[MeiXue]史研究。

　　王国维的方向在民国时代有“南宗（白华）北邓（以蛰）”，宗白华以中国资源为基础融汇中西，但在美学[MeiXue]上声名远在朱光潜之下。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文化热的兴起，对中国资源的意义有了重新认识，加上李泽厚通过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资源开辟“西体中用”之路，为宗白华《美学[MeiXue]散步》（1981年）作序，大力宣扬，使宗白华声誉上升，与朱光潜一道成为美学[MeiXue]双峰。然而，有意思的是，宗白华的美学[MeiXue]思想始终进入不了美学[MeiXue]原理之中。邓以蛰主要以传统资源为主，相对较少援引西方思想，因此，至今为美学[MeiXue]主流所不顾。而现在的美学[MeiXue]史家至今也说不清邓以蛰何以获“南宗北邓”之誉。如果说，宗邓合一正是王国维的深度，那么，邓以蛰被遮蔽和宗白华进不了美学[MeiXue]原理，呈现的正是王国维方向在中国现代性中的艰难。而中国的美学[MeiXue]原理，无论是从西方摆向苏联，还是由苏联摆回西方，从民国时代的朱光潜《谈美》和蔡仪《新美学[MeiXue]》，到新中国前期的四派大争鸣以及后来以四派思想为基础而出现的原理著作，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美学[MeiXue]型和后实践美学[MeiXue]型的原理著作，无一不是西方型的基本框架，无一不内在地阻碍着王国维方向的进入。

　　而中国美学[MeiXue]真正要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MeiXue]原理，其标志应是王国维方向全面进入美学[MeiXue]原理，达到中国美学[MeiXue]与世界美学[MeiXue]的真正结合。这必须深入中西内在精神之中，方可完成。

　　王国维的道路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然而又是一条中国美学[MeiXue]之为中国美学[MeiXue]必然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