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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HanDai]设有《孝经》“专科”

　　对于孝的这些[ZheXie]故事[GuShi]，汉代[HanDai]的时候[ShiHou]非常重视这一类故事[GuShi]的传播。在汉代[HanDai]的时候[ShiHou]，《孝经》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列入七经。《汉书·艺文志》有记载，汉代[HanDai]传授《孝经》的有两派六家，比如今文派，有五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但是[DanShi]经文皆同。传下来的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翼氏说》、《安昌侯说》一篇。再如古文派，那是孔氏壁中古文。此中所谓立博士学官，就是以某一经作为太学教授学生的定本，并特地立一位博士来负责教学。这就像在高等学府设立专科教授。

　　《孝经》、孝道在汉代[HanDai]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代[HanDai]皇帝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ShiHou]，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ZheXie]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ShiHou]，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后世皇帝谥号用“孝”字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人也让子女入学，学习《孝经》。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

　　东汉荀悦曾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当时读《孝经》、做孝子的风气很盛。国家、社会、家庭都重视对孝子、孝女的褒奖，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法律处置。

　　汉代[HanDai]能够从公元前206年绵延到公元220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总结，而“孝治天下”也是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孝治天下”，和谐了家庭和社会，并由孝而至于忠，移忠于孝、忠孝一体，如《孝经》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由事父上升为事君，由事父的孝升华为事君的忠，于是一个[YiGe]家庭便与一个[YiGe]国家联系起来，一种伦理便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就是“孝治”的逻辑进程。

　　当然，汉代[HanDai]的孝治自然也引起了后来许多朝代的兴趣，并借鉴之。之后许多朝代皇帝的号，如谥号等也用上“孝”：比如东晋孝武帝；南朝宋的孝武帝，连年号也用了孝建年号；北魏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北齐孝昭帝；北周孝闵帝；南宋孝宗；元忽必烈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自铁穆耳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后，以下皇帝除了泰定帝外，谥号均有“孝”；明代有孝宗，等等。又如唐代也有“孝悌力田”科、清末还有“孝廉方正”等制度，在后世也得到了充分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