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2月22日，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

　　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ZhongGuo]人民带来重重灾难，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巨大变革。同时，少年时代受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配天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AiGuo]的火种，接受到爱国[AiGuo]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1909年，高君宇与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1912年春，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高君宇在这里阅读了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915年后，《晨报》《申报》和《新青年》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深受师友的赞赏。课外，他还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并把海涅“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诗句抄录下来作为言志诗。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ZhongGuo]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这一“条约”遭到爱国[AiGuo]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孰料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卖国求荣，竟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高君宇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秘密组织[ZuZhi]同学印发传单，并组织[ZuZhi]集会游行、街头演讲等各种方式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人写信，称“洪宪过不了百日”。

1916年，高君宇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BeiJing]大学理科预科学习。

　　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ZhongGuo]，以李大钊为代表[DaiBiao]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ZhongGuo]的社会问题。高君宇十分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对封建专制的愤恨，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

　　1918年5月，中国[ZhongGuo]留日学生[XueSheng]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集会，并决定组织[ZuZhi]救国会。当这一爱国[AiGuo]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学生[XueSheng]遂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XueSheng]代表[DaiBiao]李达、黄日葵等抵达北京[BeiJing]时，对这一事件颇为关注的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XueSheng]立即赶往前门车站迎接。接着，他们和李达、黄日葵等共同商讨了行动计划。会后，高君宇等热血青年立即四处奔波、积极串联，很快组织[ZuZhi]北京[BeiJing]大学、高等师范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XueSheng]，于5月21日在新华门前举行了“五四”运动的预演——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学生[XueSheng]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学生[XueSheng]们进一步认识到有组织[ZuZhi]起来的必要。

于是，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和许德珩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ZuZhi]了学生[XueSheng]救国会(最初名叫“爱国[AiGuo]会”)。在他们的积极串联下，该会很快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XueSheng]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们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AiGuo]色彩的《国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

　　当年，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和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ZhongGuo]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