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爱国民主人士。1897年3月4 日出生于浙江青田，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３日去世于北京。早年为银行实业家，抗战时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任粮食部长、全国工商关联副主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等职。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一、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三千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一千五百字到一千八百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五十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