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前后，金岳霖在许多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他写过一本《罗素哲学》，以十分严苛的笔调将这位自己多年尊崇的西方哲学家敲打得满头是包，他公开表态与罗素划清界限。凡事过犹不及，他这样做也许可以在政治上涉险过关，却无法在学理上自圆其说。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1年第5期，原标题为“枉抛心力作哲人”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止发笑，他老人家还会大发雷霆。许多显著的事实提醒凡夫俗子，哲学家是那种惨遭天谴的人，且不说黑暗时代他们的思想言论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和平时期他们也同样会陷入精神孤绝的境地。孑然一身，无所依傍，从古至今，这样的哲人不知凡几。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早就宣称（用的是看破红尘的口气）：“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哲学家被誉为“理性王国的选帝侯”，但他们的理智并非坚如磐石，倾覆的险象令人惊诧。尼采自称为太阳，他当街抱住受虐的老马，涕泪滂沱，呼之为“我苦难的兄弟”，这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故事。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已向世人炫示哲学家超迈的经济头脑，不用则已，一用就灵，他在歉年以低价购入榨制橄榄油的工具，在丰年高价卖出它们，着实赚了个瓢满钵溢，但在世间俗众牢不可破的成见中，哲学家一直是“家徒四壁”、“釜底生尘”这类成语的形象代言人。芸芸众生对哲学家的误读和误解由来久矣，某些传记作家变本加厉，竭尽所能将哲学家描绘成严肃、刻板、多疑、冷漠的老学究，既不解风情，又不懂幽默。这就不免令人感叹唏嘘，像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作者）那样手握生花妙笔而又忠心耿耿的传记作家确实太过于奇缺了。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时期的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新芽。

　　1922年，金岳霖在美国留学，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他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文中，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还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在当年，知识精英中有独立进款而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每天下午，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金岳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著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找到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丁，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喜爱。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的开场白火力充足，他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当时苏联的观点，艾思奇只是转述，并无发明。临到总结时，金岳霖以诙谐的语气说道：“我早就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哲学家金岳霖身上总不脱诗人性情，他特别喜欢作对联，这一雅好愈老愈执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几位湖南同乡聚餐，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金岳霖作陪。程潜话少，章士钊侃侃而谈，其中一句是“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金岳霖有点耳背，未能听得真切，但是他听后愣了一下。回去时，他在车子里琢磨章士钊的那句话，脑际突然灵光一闪，“西邻责言勿理也”恰巧可以用“东里子产润色之”对上。他可惜自己捷才不足，想得不够快，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要不然，当场对出，毛主席一定会开怀大笑。

　　晚年，金岳霖深居简出，他体弱多病，经常赴协和就医。“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让他坐汽车，只肯安排平板三轮车，金岳霖不争待遇，也不管这是不是小辈的戏弄和揶揄，倒是有点欣然从命的意思，自携小马扎，身穿御寒的长棉袍，端坐其上，任人一路蹬过去，较平日更加顾盼自如。王府井行人多如过河之鲫，谁识得这位满肚子学问、热爱生活的哲学家呢？毛泽东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这样的接触方式也真够离奇的了。但他觉得好玩，并不觉得难受。

　　198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其后不久，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和党组书记去看望他。他不假思索，当面向所长要钱，他说：“我要钱。《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这本书我要钱。”两位领导当然明白老人的意思是要稿费。他要钱干什么？他要钱是为了多交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