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作者5岁时和奶奶的合影

　　奶奶是我的童年偶像，她识字不多，但在我心目中她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奶奶又是个了不起的革命母亲，这是我年齿渐长慢慢知道的。她早年守寡，靠当佣人含辛茹苦养大5个儿女，把他们全部送去参加革命；她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也曾奋不顾身参与斗争。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地在香港市区和城郊开展对日城市游击战，在沙头角、元朗、大屿山等战略要点建立了游击区，手枪队打击日寇，出入闹市如履平地，还制造大爆炸，吓得正在“访问”香港的日本天皇特使魂飞魄散。他们轰轰烈烈地干出一桩桩举世瞩目的历史奇迹——在日军严密的搜捕和封锁下，救出诸如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七八百位文化精英，甚至还救出了曾经是共产党人死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等一批重要官员；在盟军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轰炸日军香港基地时，他们又营救出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以及被俘的多名英军高级军官。

　　香港九龙有条太子道，当年威震港九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士提起这条路，总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忘不了太子道174号的女主人吕妈——我奶奶。

　　奶奶的家，其实是知名人士荆老伯的物业。荆老伯是老同盟会员，香港沦陷后，他拒绝了日本旧友的拉拢回到内地，委托当佣人的奶奶看管房产。当时香港已成恐怖世界，奶奶深明大义，毅然送可以持家的大儿子、大女儿到游击区参加革命，还在家中开设了“东纵”市区中队的联络站。

　　奶奶家里经常开着一桌“麻雀局”。4楼住着一户汉奸，楼下住着日本鬼子的马队，他们对3楼经常通宵达旦的“雀战”声从未产生过怀疑。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麻雀局”竟是在港九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在开会！奶奶以替日军军官洗衣服为掩护，常常在走廊里用烧木炭的大熨斗洗烫日军衣服，实则是在为同志们望风放哨。在这种“夹心饼干”式的险恶环境里，指战员们反倒觉得“风雨不动安如山”。这里，是他们温暖的家。

　　1944年初春，盟军飞虎队飞机轰炸香港的日军目标，多架次军机被击落。其中一位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被迫带伤跳伞，被我“东纵”一个11岁的小交通员李石奇迹般营救到游击区。日军眼看着美国飞行员在眼皮底下消失，狼奔豕突在城里城外大肆搜查，港九突然变得十分紧张。

　　一天早上，我奶奶梳妆打扮后雍容华贵地出门了，身后还跟着一个衣着入时的少女——我的大姑。为把国际友人接待好，她们要完成一项特殊任务：采购贵重药物、高级食品，以及西洋人吃饭用的刀叉。

　　174号楼下，日军马队一个新来的日本军曹阴鸷的眼睛盯上了奶奶母女俩，动手要翻姑姑手中的藤篮，奶奶拉住他，笑嘻嘻地摇了摇手。军曹火了，恶狠狠地打了奶奶一耳光。奶奶愤愤地揭开藤篮上的白布，军曹吃了一惊——里面装着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烫得整齐笔挺的日军将军制服。日军马队队长闻声赶来：“嗨，八格！”接着左右开弓，大巴掌扇得军曹眼冒金星，然后客气地把头一低，摆手向母女俩示意放行，还连声“翘秀哭”（对不起）。奶奶在这日军队长眼中，是大大的“良民”，他知道她天天到“大日本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高级军官家里洗衣服。

　　奶奶母女俩熟人熟路，机警地在港岛置办了指挥部要的物品，但回九龙时，在渡轮上却突然发生了意外。几个宪兵和印籍“摩罗差”（警察）窜上船来要搜查了。一看她们的藤篮里装满了蛋糕、西饼、炼奶、罐头、刀叉……面如菜色的“摩罗差”顿时两眼放光。

　　“喂，带这么多东西上哪儿去？”一个宪兵问。

　　“探舅父。他病了，需要营养。”我大姑说。

　　“你舅父是干什么的？嗯？”一个宪兵突然狂嗥起来。

　　奶奶说：“他在为皇军做事，当翻译官。”说着，她揭开另一个藤篮，露出那几套军官制服：“这是他的替换衣服，要我们给他送去。”

　　敌人面面相觑，谁敢得罪“皇军”的翻译官？只得悻悻地走开了。

　　第二天，我大姑离开九龙市区，在新界化装成一个客家妹，挑着担子秘密把这批物资转送游击区。

　　克尔中尉离开游击区时，给东江纵队的指战员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是我所见不到的，他们为保护我的安全，在危险和困苦中工作着，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来表示我的感谢……”在二战后期，“东纵”共营救英、美两国军官十多名，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香港每个居民每天只配给6两4钱（小秤）的碎米，奶奶虽然外出俨然一名贵妇，其实衣服饰物全是主人的，她自己一贫如洗，经常饿肚子。她的小女儿才8岁，饿得骨瘦如柴，甚至被迫去工厂当童工。从游击区潜入市区的交通员，常常把一篮篮番薯、芋头和白米送来接济奶奶一大家子，但她绝不肯轻易动用这些部队接济的粮食，宁愿一家大小换“神仙糕”（用少量碎米加硼砂熬成稀粥凝结而成），也要让住在家里的同志们吃饱、吃好。

　　那时才7岁的我叔叔小竹，有一次饿得眼冒金星，忍不住拿起一块准备送到游击区的糕点就要咬，奶奶见了劈手夺下，下狠心朝叔叔的小手掌拍了几下，边打边问：“以后还敢不敢乱拿大哥大姐的东西？”叔叔摇着头哭了，奶奶也濡湿了眼睛。午饭喝粥的时候，她从锅里给叔叔多打了些粥渣，自己却只喝了一碗米汤。市区中队的负责人王大哥看在眼里，趁着执行任务，把叔叔带在单车尾上“游单车河”。到了大街上，他叫叔叔闭上双眼，口中念念有词：“小竹小竹，有福有福，吃块番薯，肚胀卜卜。”说着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块自己省下来的番薯，放在叔叔的小手里。王大哥是个灵俏人，会讲故事，会教唱歌，很快成了家里的孩子头，和游击队员的朝夕相处也让孩子们受了熏陶，小小年纪就懂事地掩护大哥大姐们的行动。在战士们撒传单、分发东纵《前进报》时，有时会遇到巡逻的“摩罗差”，孩子们便故意唱起当时香港几乎无人不晓的童谣：“ABCD，大头绿衣，捉人唔到，猛吹BB……”被奚落的“摩罗差”恼羞成怒，扬起警棍追打孩子，孩子们便机灵地四散奔逃，把敌人引开，让大哥大姐们圆满地完成任务。

　　为了打击和牵制敌人，市区中队在市区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4月行动”。一天夜里，一声巨响震撼了九龙地区，市区中队成功地爆炸了亚皆老街4号火车桥，威震港九的刘黑仔手枪队也在沙田击毙了一个日军头目及其翻译。“‘老八’打进城来了！”全城震惊了，日军立即全市戒严。第二天，开到城外和宝安、东莞地区扫荡的日军也全部拉回市区。

　　这天深夜，中队长方姑从游击区送来了一位伤病得很重的领导干部老卢。东纵司令部把老卢交给了市区中队，指示要千方百计将他送进可靠的医院动手术。

　　老卢在太子道174号隐蔽了一夜，第二天奶奶把他送进了法国医院，并亲自护理。

　　法国医院是当时香港的高级医院，只有富人才能就医。老卢乔装富商，奶奶则冒充老卢的表姐，日夜在病榻旁侍候。老卢既然装成阔佬，伙食就不能寒酸，奶奶想方设法把他的伙食搞得像样一点。而她每天还靠番薯、“神仙糕”度日，而且只能背着人在洗手间里偷偷吃，因为在这样的贵族医院，吃得太差会招致怀疑，带来危险。

　　老卢手术后第三天，医生提出要用一种针药，医院里没有，只能靠家属想办法，奶奶只好四处去找关系搞药。在归途中，四周突然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奶奶被驱赶到日本兵营附近“石屎楼”的墙角里，动弹不得。她正试图挤出人堆，胸前便横架过来一把刺刀——日本兵拦住了去路。

　　就在这时，一辆日军的敞篷小汽车急刹在兵营门口，一个日军军官跳下车钻进兵营。奶奶眼睛一亮，认出开车的是一个日本将军的司机——台湾仔阿南。有一次，她看见阿南的衣服破了，主动替他补好，阿南特意送奶奶一小罐炼奶，奶奶不肯收，他见四下无人，突然用中国话悄悄说：“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台湾人。”后来经过观察，奶奶发现阿南确实还有点爱国心，正想做些争取工作，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他。奶奶突然心生一计，竟大声喊起来：“阿南，阿南——”接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拨开刺刀奔到阿南的汽车旁，气喘吁吁地说：“将军家里有急事要办，能送我去吗？”

　　阿南一见奶奶，格外热情，连忙招呼她上车，在戒严日军众目睽睽下一溜烟把车开走了。赶回法国医院交了药，看见老卢用药后安然无恙，奶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可是她再也没机会见到那位曾经深情地自认是中国人的台湾仔阿南了。

　　奶奶完成掩护老卢的任务不久，队伍里有人被捕变节，太子道联络站有暴露的危险，市区中队撤离了。一天深夜，一队日本宪兵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奶奶的家，蛮横地闯进来突击搜查。奶奶紧紧地护着被惊醒的孩子，默默下了决心：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线索，就一头从阳台上跳下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于市区中队撤离时工作做得干净利索，敌人什么也没捞到，只得草草收兵。

　　解放后，奶奶一家回到内地，还留下两个姑姑在香港工作。记忆中，奶奶经常带着我或者妹妹去香港“探亲”。直到长大后，妈妈才告诉我，有关部门了解她当“东纵”联络员的经历，因而奶奶的“探亲”是肩负着某些使命的。

　　解放初期，奶奶有次带我上街，路过她当年掩护过的老卢同志的机关，便想进去探望他。但门卫很牛，说首长很忙，哪能你想见就见？快让开！刚好老卢同志的车子要开出门，老卢一见连忙下车，高兴地说：“吕妈你怎么来啦？说一声我好派车接您啊！”奶奶说：“你好难见，门卫不让进。”老卢同志就对门卫说：“你们不知道，老人家救过我，比亲妈还亲，她是老革命，老英雄！”

　　奶奶在上世纪60年代初患癌症去世。不久“文革”开始了，极左路线在她头上强加了种种恶名，后来更是连这位革命老人的墓碑也砸碎了。当我在荒凉的小山上重新找到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坟前只有一块无字的石碑，一切可供人凭吊的标记都被破坏了，只有那萋萋荒草和星星点点装缀其间的野菊，伴陪着寂寂无闻的坟茔。

　　这么多年过去了，白发红心的奶奶依然是我心中的偶像。我们的党诞生90年了，在近乎一个世纪的征程中，有多少像奶奶这样的普通、平凡的母亲在党的旗帜下默默地奉献着自己伟大的爱？有多少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是他们的泪水、汗水、血水，融入了时间和历史这一长河，永远流淌在我们心中，长存于天地之间！

　　(作者为著名作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曾有多部作品获国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