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以家庭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7月9日，黄慕兰老人平静地度过了105岁寿辰。提起建党90周年，她笑言：“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

　　这位有着85年党龄的党员，曾经“潜伏”上海滩，以“名媛”身份周旋于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也曾四次入狱，遭遇了近20个年头的牢狱之灾。

　　活过那样戏剧性的大半生之后，黄慕兰安享晚年。她最喜欢讲的人生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在这次行动中，她还救了周恩来一命。

　　百岁人生

　　访问黄慕兰那天下着雨，记者在杭州街巷深处一个普通小区找到了黄老的家。街坊邻居知道这里住着一位高寿老人，却不知她是个传奇人物。

　　这位105岁的老人，原名黄彰定，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的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虽然出身名门，但黄慕兰并无小姐娇骄之气。她儿时读书最钦佩《列女传》中的花木兰，于是在19岁入党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黄慕兰的女儿陈大中，她对记者说，“母亲已过百岁，身体状况不便接受专访。回忆往事，会使她过于激动。另外，‘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的称呼令她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虽然不便听黄慕兰述说人生经历，但出于对这位奇女子的敬意和好奇，记者还是求得了面晤的机会。

　　9时，老人已经起身，正腰杆挺直地对着镜子将满头白发梳得纹丝不乱。得知记者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来，她思路清晰地说“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随后，她特地换了一件大红外套，含笑让记者拍照。

　　在她身后，摆在电视机正上方的，是周南中学在她百岁寿辰时送的一幅湘绣。女儿陈大中说：“她们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她念的周南女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5年，朱剑凡夫妇捐出私家园林，创办周南女子学校，向警予、蔡畅、丁玲、杨开慧都曾在这里就读。“五四”运动爆发之年，黄慕兰恰好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她在自传中回忆：“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种子。”

　　正是这颗追求解放的种子，使黄慕兰冲出了封建婚姻的窠臼，逃婚回家。70年后，她对研究妇女运动的学者王政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然而，逃婚只是故事的开头，此后她投身革命，依靠信仰之光，一次次别夫别子，顽强走到现在。

　　如今，老人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据陈大中介绍，除她以外，还有两位保姆照顾母亲的起居，其他子女即使身在国外，也会经常电话问候。黄老目前身体以及精神状况都不错，而且还保持阅读的习惯，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在记者看来，老人也就耄耋之年，不但神清气爽，还颇有仙风道骨。

　　谈到长寿，黄慕兰说：“我生性好强，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乐观坚持。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惟一的保健妙诀。”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黄慕兰历经过革命的激情，也备尝斗争之苦。陈大中说，在风雨人生中，母亲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正是在这次营救中，她第一时间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回中央，救了周恩来一命。

　　泪别贺昌

　　1931年5月，黄慕兰住进了上海霞飞路一处白俄公寓。她烫着短卷发，穿乔其纱旗袍和半高跟的皮鞋，从举止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所租的房间不但家具气派，还配有电话，连月租带伙食费每月要80多块，一般人很难付得起，却与其出身很是符合。

　　对外，她叫黄淑仪，是湘中名门之后，考大学失利后留在上海做职业妇女。她不讳言自己结过婚，甚至承认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丈夫是已故的共产党人宛希俨——坦荡地讲出无法掩盖的历史，反而使人们在同情之余，对她消除了戒心。

　　从1926年独闯武汉，在汉口开展妇女运动起，黄慕兰就已经小有名气了。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与23岁的宛希俨结成伉俪。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宛希俨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被称为“无冕之王”，聪明强干的黄慕兰则被戏称“皇后”。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的茅盾回忆说：“她长得也漂亮、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是位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宛希俨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身怀六甲的黄慕兰没有随行，想不到宛希俨4个月之后就牺牲了。黄慕兰表面上脱离了共产党，并把遗孤交给宛希俨家人抚养，实际上她的关系早已在党内秘密转入地下。

　　黄慕兰先任湖南省委秘书和机要交通，并在此期间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1929年，地下党组织又将她调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

　　在上海，黄慕兰与中央委员贺昌相识。在黄慕兰眼里，贺昌长身玉立，口才极佳，跟宛希俨一样是她的革命导师。贺昌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时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就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由于黄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婚姻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只给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汇报。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秘书长饶漱石也是黄慕兰的追求者之一。一次接触中，他讽刺黄 “攀上高枝”，慕兰愤懑难平，竟在回家路上将一本密写的会议记录弄丢了。情急之下，她投江自尽，被警察救起送往收容机构。

　　在回答警察问询时，黄慕兰怕暴露身份，就编了个失恋少女寻亲不得，殉情自杀的故事。被记者采访时，她又故意提到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化名，说是“表哥”。周恩来从报纸上看到“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社会新闻，特派“表哥”将她接回了“家”。

　　1930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的“立三路线”。作为李立三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黄慕兰自然夫唱妇随。为了发动工人罢工，她冒名顶替去丝厂当学徒工，并因工运入狱，带着身孕坐牢百日。

　　武装暴动在各地失败后，贺昌被撤职。1931年春，他苦闷地在上海反省了几个月后，决定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文件中有不少是绝密的。

　　贺昌和关向应从建立共青团开始，就在一起并肩战斗。“立三路线”被清算后，当时担任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也被降职成为候补委员，同样的际遇，使他成了贺昌家的常客。

　　贺昌既担心妻子在苏区受苦，又考虑到营救关向应的紧迫性，遂向周恩来“寄子托妻”，举荐黄慕兰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负责营救狱中的党员。

　　想到与宛希俨一别竟成永诀，黄慕兰这回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她哭了三天三夜，弄得贺昌束手无策，只好请组织帮忙。

　　组织上做工作说：你人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在上海丝厂假扮工人还可以混下去，可是和“土豹子”（贺昌外号）扮作小商贩或者农夫通过层层封锁线到乡下去就很不协调了。这不仅会危害“土豹子”的安全，连护送你们的特工人员也会一块遭殃。

　　黄慕兰怕连累贺昌，只得与他告别。70年后，她仍记得丈夫临走前说的话：“如果你能从狱中抢回关向应这员大将，就是为党立了一个奇功，到那时我就接你上井冈山。”

　　潘汉年坐镇情报科

　　住进白俄公寓，黄慕兰除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这一职务外，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员。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按当时的规定，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重组前，在中央只有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三个人了解特科的行动。

　　顾顺章叛变后，原先和他一起工作的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必须撤出上海。重组后的新特科由陈云总负责，兼任总务科科长。黄慕兰所属的情报二科，科长是潘汉年。惩治叛徒的行动科科长，则由康生（化名赵容）担任。

　　营救关向应的行动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黄慕兰对外，潘汉年对内，单线联络。

　　按照一般惯例，本应是男主外，女主内。为什么这次破例了呢？组织上考虑到，以黄慕兰的魅力和魄力，更便于开展上层联络。另外，从安全上看，黄家在上海人脉甚广，即使遭遇不测，不幸被捕，也可以动用娘家的关系奔走营救。

　　在黄慕兰的身份由秘密转向公开的同时，原本活跃在文坛的左联“奇才”潘汉年却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朋友们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离开了上海。即使偶尔碰到，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老朋友回忆说：“如果在马路上，他不理大家，也不知在干什么，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找他了。”

　　表面低调的潘汉年，在特科内部却是“神通广大”。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化妆成瘪三，时而一身乞丐打扮，虽然周旋于白色恐怖中仍显得游刃有余。

　　其实，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所表现出的机智灵活，就已经出神入化了。这点，从他侄儿记录的故事中，也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进门就高喊：“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弄碗蛋炒饭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特科改组之后，潘汉年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他把特科的总办公地点设在今天广东路的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为掩护。为了迷惑外界，他还另外在中山路找到一处厂基，订购设备，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就以煤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另外，潘汉年还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方法，如电话联络仅限于报警，每个工作人员使用化名或代号等等。

　　对这些秘密工作，黄慕兰可说是驾轻就熟。但上海敌情复杂，既有殖民者的“国中国”，又有国民党的宪兵特务，还有帮会势力盘踞一方。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勾结，常常共同对付革命势力，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在上海惨遭杀害。

　　要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营救关向应，先要有一个可靠关系网。为此，周恩来特地为黄慕兰物色了一个能打开三教九流局面的关键人物——律师陈志皋。

　　陈老爷爽快认义女

　　陈志皋出身海宁陈家，是前清陈阁老之后，在上海滩是有名的世家子弟。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二位姑父也都是法官，整个家族在上海司法界相当“兜得转”，就连地头蛇黄金荣都口口声声称陈其寿为“恩公”。

　　周恩来选中陈志皋作为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思想倾向。陈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律系，是著名爱国大律师沈钧儒的弟子。刚挂牌做律师时，就遇上几位工友被法租界巡捕打伤的案子。一般律师哪敢接这种案子，但陈志皋却为工人们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不仅打赢了官司，还分文不取，由此成了党组织暗中接近的对象。

　　经中间人引见，黄慕兰与陈志皋在麦琪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了。自我介绍时，黄落落大方地挑明自己是宛希俨的遗孀。陈志皋觉得她对他没什么隐瞒，建立了初步的信任。随后，她说自己有个姑表兄弟在上海开酱园，被误当共产党关押起来，现已被转押到龙华监狱，想请陈律师帮忙保释。

　　“我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了这个被冤枉的无辜之人吧。”一番话说得陈志皋满口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陈志皋便带黄慕兰拜见了他的父亲陈其寿。黄慕兰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家父慕府上清名，特让我来请赐支援。”陈老先生也不说客套话，上来便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的表哥却是关外人呢？”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俗话说一表三千里，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竟然给戴上了‘红帽子’，实在是冤枉呀！”

　　这次会面，陈老太爷对黄慕兰印象很好，他私下说：“这位小姐果然书卷气很重，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几天后，陈老太爷把审理关向应一案的赵法官请到家里吃饭。席间，老太爷指着黄慕兰对法官说：“黄小姐乃鄙人义女，她表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给抓起来了，有证据吗？口供怎么样？”那法官答：“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经商的。”老太爷又说：“就是！没证据怎么能乱抓人呢？这个案子志皋在办，看在我的薄面上，保释如何？”法官和陈家有世交，只得唯唯应承下来。

　　既然陈其寿先说黄慕兰是他的“义女”，组织上也就顺水推舟，特备了一份厚礼，让她在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拜见干爹、干妈。送礼时，黄慕兰只说这是父母的意思，说自己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有老太爷、老太太照顾，父母也就放心了。陈老太爷听了十分欢喜，特地在鸿运酒楼摆了3桌酒席，宴请陈家各房亲戚，正式宣布黄慕兰为干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