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妹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而且被同时代的《纽约时报》称为“一位典型的中国进步女性”、“当世最古老帝国中的新女性”、“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金雅妹(1864－1934)，18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双双死于一场瘟疫。之后，来自美国的长老会传教士麦加梯医生夫妇收养了她，金雅妹便跟随养父母辗转到了日本生活，后来又到了美国，开始传奇人生。

　　1881年，17岁的金雅妹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188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接着，她又在美国继续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并在这期间到很多地方的医院实习、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可贵的是，她不仅注重实践，而且注重理论积累和技术提升，对显微镜的医学运用很有研究。1887年，她相继在《医学杂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用》等论文。在完成三年研究生学习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医生。由于金雅妹无论是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比较出色，所以美国多家医院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都被她一一谢绝了。用她的话说，她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在中国。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而金雅妹就是这早早飞回祖国的一只“报春鸟”。

　　1888年，在中国已举目无亲的金雅妹回到祖国，开始是在福建厦门从事医务工作，后来也曾在成都、上海等地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期间还曾到过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等地行医。由于健康原因，她一度在美国居住。1894年，30岁的金雅妹与一位名叫达·西瓦尔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语言学家结婚，之后生有一子。但是两人的感情生活只维持了10年，便于1904年离异，孩子则不幸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金雅妹在美国期间与社会各界有广泛交往，经常应邀出席各种集会，或发表讲演。金雅妹的讲演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她的着装。金雅妹不穿西服，而是喜欢着中式服装。她总爱在发鬓上别一朵鲜花，比如大丽花、菊花等等。在不同的场合，金雅妹所佩戴的鲜花都与她所穿着的衣服搭配得非常协调。因为许多鲜花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换而言之有些鲜花在某些季节很多，在其他季节非常稀有，所以人们猜测，她是根据能够采摘到的鲜花来选择着装的。

　　金雅妹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在中国，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即任何一件事如果可以以十分艺术的方式去完成的话，就要尽力那样去做，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尝试这样打扮的原因。”她的话让一些美国人不禁开始反思他们所习惯的西方式的生活缺乏了一些艺术感。

　　金雅妹一生钟爱东方的艺术，虽然她在美国生活了很久，也游历过欧洲，但却并不崇拜西方的艺术。在她晚年的时候还向人坦言:欧洲艺术“缺少灵感、细腻和爱，欧洲艺术家不能够全神贯注在自然美中融化自己，他们要用自己的作品控制和强奸大自然”。

　　1905年，金雅妹再次回到祖国行医，之后来到天津，受聘为北洋女医院(也称作女医局)的首任院长。1907年，她又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邀请，主持兴办医科学校即北洋女医学堂(北洋女医院附属医学堂，又称长芦女医学堂)，为培养初级女医护人员出力。

　　金雅妹对于天津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良多，涉足的领域很广，比如筹办红十字会、管理育婴所等等。然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她将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女医学堂的兴办和发展上。在她看来，在中国培养护士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金雅妹觉得，中国人很需要具有和西方世界的人们一样的知识，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医学以及公共卫生相关的内容。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一般来说达到50％，到北洋女医院去的很多母亲都曾经失去过自己心爱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夭折大多都是由于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的缺乏，而女医学堂就是要培养护士去传授这些知识和技能，从而减少婴孩的死亡。其次，她也希望通过大批的护士去引导国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金雅妹也注意到，中国的女性对男医生心存厌恶，有一种抵触情绪。这是因为中国女性大多受传统礼教束缚，观念保守，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不想与男医生有任何身体的接触，而女护士基本上可以避免和解决这个问题。金雅妹还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只有教育可以将中国人从那些错误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我们的护士、我们这些与公共机构有关联的人(事实上我们正在那里努力)，希望可以带去最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