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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他见证了美国世纪--中国年鉴网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丹尼尔·贝尔像 李媛 绘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