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为了支援前线抗日，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献金运动。武汉各界踊跃参加，气氛热烈，场面感人。活动结束后，三厅工作人员将所献现金和金银器物等装了几十个大口袋，运存中央银行。由省市党部、省市政府、政治部、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八个机关和人民团体派员到中央银行对献金储存进行监督和协助清点、造册。最后一结算，献金达一百万元。当时有人说:“这次献金是对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郭沫若说:“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是远远超出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的。”

　　存在中央银行的百万献金成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如何保证这百万元捐款能可靠地用来慰劳前方将士和赈济难民，确实令郭沫若和三厅同仁煞费心思。最后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慰劳总会”，统筹一切慰劳工作。总会系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以民间团体形式出现。陈诚任会长，马俊超和郭沫若任副会长。“慰总”的实际工作则由三厅负责。当时，三厅派地下党员罗髫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率领简泰梁、张肩重、程步高、陈泽民等一批人兼管“慰总”事宜，简泰梁兼任总干事。这样确保了三厅对“慰总”的领导，也确保了献金使用到实处。郭沫若以后说:“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慰总”支配的第一笔献金是从香港采购了大批前方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当时，前线最感缺乏的是医药和医疗器材，连奎宁丸这样普通的药，因受到日军的封锁而都奇缺。于是郭沫若提出来用一部分献金到香港去买药。这一计划得到了三厅同仁的赞同和周恩来的批准。之后，三厅专门向政府申请了二十万元的外汇。

　　前往香港采购药品和器材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运输困难。周恩来和郭沫若商量后，决定将此任务交给阳翰笙和程步高。另外从政治部会计处抽调会计雷平一同行，负责整个采购过程的账目。

　　1938年9月中旬，气候稍显凉爽。阳翰笙、程步高和雷平一开始了艰苦的香港之行。

　　战时香港既是许多达官贵人避难的海外孤岛，又是重庆国民政府联系欧美各国的重要枢纽。特别是国民党的金融机构纷纷撤往香港，而只在内地设立分机构。一时间，香港几乎成了国民党经济、金融及商业、文化中心。上海沦陷后，成立于1935年的中央信托局部分人员撤往汉口、重庆，总局机关则迁往香港，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了二十间办公室。其时，除局长叶琢堂到港外，还有国民政府驻港外交代表俞鸿钧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身份兼视该局重要事务。当时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

　　阳翰笙一行在香港的采购业务即是委托中央信托局办理的。在中央信托局直接负责接待阳翰笙一行的是冯亦代。冯亦代此前并不熟悉阳翰笙和程步高，只是有所耳闻。以后，他曾专门回忆与阳翰笙在香港的这次见面。他说:“我在读书时就知道左翼作家中有位名叫阳翰笙的领导人，但和他首次见面时，已在1938年秋天了。那时他代表武汉各界抗敌协会来香港委托中央信托局向海外购买运输卡车、药品和外文书刊等。我正在该局购料处工作，他们是由我接待的，不过见面就成了熟人，和他同来的还有电影导演程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