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竺可桢一生的事业，可以概括为两大成就：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二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地方性的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该校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

　　1910年，20岁的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资格。他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随后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后随即返回祖国，投身于当时在中国尚属空白的气象事业。

　　此后数年间，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等地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1936年初，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江大学校内学潮汹涌，前任校长因不得人心而被学生赶走，竺可桢被紧急任命为新任校长。上任之前，竺可桢一直是以突出的气象研究成果而为人所知，对于从事教育管理工作，他并无多少经验。后来回忆起出任浙大校长的经历时，他视其为“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拐弯”。

　　竺可桢常常自嘲为“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然而，就是这位身材瘦小的“书傻子”，使浙江大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他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刚刚就任校长时，他便约法三章，其中一条便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历史学者傅国涌对此评价，竺可桢“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

　　1938年至1939年，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1940 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在此之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国民党的会议。他在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

　　对于国民党的种种利诱，竺可桢始终敬而远之，而面对性格各异的教授们，他则极度包容尊重。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一段故事可为此写下注脚——极有才气的费巩教授，一度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在教务会上，费巩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国民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顶住政治压力，请费巩担任训导处长。

　　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桢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恢魂与次子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他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大力支持，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了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尚未回国的情况下，竺可桢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威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1962年，竺可桢以72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思想汇报中，他将自己比喻为“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决心“老老实实地尽力而为之，所谓一息尚存而此志不容稍懈”。

　　1966年，“文革”爆发。竺可桢也许是幸运的，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

　　1974年2月，竺可桢走完了84载的人生历程，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留下遗嘱：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自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存款已达万元。（何 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