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编者按：宋楚瑜，台湾亲民党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行政院长”，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还特别交待，最好找年轻人。

　　钱复多方查访后，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并推荐给蒋经国。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蒋甚为满意，让宋楚瑜早日回台。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宋楚瑜开始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因表现良好，逐次提升，担任过“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相当于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总统”任上去世。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特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深具参考价值。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