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笔名朝天，号太史堂主。1957年5月生于河北固安，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得主。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1913-2007）

邓之诚先生（1887-1960）

洪煨莲先生（1893-1980）

吴雷川校长（前清翰林）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

演讲人：邸永君时间：6月14日地点：中央民族大学中主楼会议室

值此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以王钟翰先生门内弟子与再传弟子身份，共聚于此，回顾先生谆谆教诲，总结学术贡献，体会心路历程，机会难得，大有意义。受诸位之托，由我作主题发言，不禁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现稍加梳理，拟就四个方面分别展示，以示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自此无从聆教诲

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

2007年12月12日凌晨，一颗坚强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吾师钟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近两年之后，走完了94年漫长坎坷而又辉煌充实的人生历程。早上八点半，定宜庄大师姐伴随着抽泣，将噩耗告知于我。透过那沙哑的声音，我已深深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悲痛与伤感。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尽管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仍然难以接受。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最是文人无本领，既不能减轻先生之病痛，留住先生之生命；又不能为其家人伸出援手，分担悲苦。只能将所思所感汇之成文，聊表区区哀惋之念。

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门，我曾与先生共处十又三载。先生长我44岁，应属祖父辈分，且在学界有泰斗之誉，而令我感受最深者，却是先生的平民情结。每次拜访，先生均要亲自迎送，赠书皆题以“永君同学兄指正”，辄令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究其原由，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向无依凭，完全靠个人努力，艰难跋涉，步步为营，久之便形成了为人低调、温良恭俭的处世风格。岂不知，“苦大仇深”、历尽坎坷之辈，一旦得势，颇不乏居高临下、气指颐使者，具体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先生能将谦逊美德保持终身，当属难能可贵，使我等有幸沐浴美好人性之光辉。

先生那一代学人，成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早年入私塾读经，国学功底深厚；继而就读于教会学校，西学训练严格。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成就了那一代学人之卓尔不群。先生出身农家，离乡背井，漂泊在外，投师就学，师徒父子的古老情结深刻影响着他的行事为人。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洪煨莲、邓之诚二位先生之门，成为洪、邓二位大师的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深情厚谊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含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先生过人之处当首推对诸多传统理念之恪守，谨遵师命，勤而力行。先生原本兴趣宽博，视野开阔。曾撰写并发表《〈游仙窟〉作者考》便是明证。而自洪师定其研究领域于清史后，先生便谨记于心，发奋努力，力求于清史满族史领域与日人折冲，悠悠七十余载，未曾少懈。其研究之深广，考证之精详，今世学者难有其匹，却不曾有一文偏离清史及相关领域。如此听话的弟子，至今已鲜见于域中矣。不仅如此，先生亦继承二位先师遗泽，并发扬光大，使学脉绵延，薪火相传。洪师以学术战略家之胸怀与气度，注重结合弟子特长、兴趣，为其确定研究方向：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先秦，瞿同祖研究秦汉，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钟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钟翰先生得先师成法，于清史满族史领域精心运筹，遣将布局。确定定宜庄（满族）研究八旗驻防，姚念慈研究八旗制政体，刘小萌研究满族之部落与国家形态，达力扎布（蒙古族）研究漠南蒙古，赵令志（满族）研究旗地，祁美琴（蒙古族）研究内务府，杨海英（来自浙江）研究清初东南士绅，邸永君研究翰林院，柏桦研究县官，李德龙（就职于图书馆，颇善书法篆刻）研究《苗蛮图》，江桥（满文专业出身）研究《清文鉴》，余梓东（民族学出身）研究民族政策，姚安（就职于天坛）研究祭祀制度，张晶晶研究钦差大臣等，诸论文涉及清史、满族史、清代蒙古史等多个领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从朝廷到民间，从文本到档案，星汉灿烂，荦荦大端。上述论文之陆续完成与出版，大大深化拓展了学界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认识，也体现出先生的缜密思维、博大胸襟与宽阔视野。

钟翰先生治学之另一特色，乃秉承其导师邓之诚先生家法，注重行文质量，结构严整，字斟句酌。邓师为清翰林总督邓公廷桢曾孙，承家学渊源且天资聪颖、功力深厚，著文风格遵清代桐城派而有所更张。其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钟翰先生得邓师真传，遣词行文造诣甚高，绝不止于文从句顺，而是崇尚行云流水。因我本人原本最喜古诗词，亦偏爱韵文骈赋，写史学论文总觉无从发挥，一度深感压抑。先生对我“拽文”之习不但不予打压，反而十分鼓励，重申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遗训，强调学者想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长期为我的习作修改润正，并授以诀窍与机宜，使我得窥门径，深受鼓舞。先生嘱我，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奥妙在乎此也。但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须在严谨精炼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且一定要发挥有致，否则难免过犹不及，以末伤本，反招诟病。十三年间，我经常向先生请教作文之法，受益良多，写作风格已悄然改变，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饮水思源，皆先生点拨教化之功也。

先生与两位恩师之过从，实令人感动。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邓、洪二师身陷囹圄，家属生活无着。先生毅然弃学赴天津从商，以薪俸资助二师家庭达数年之久。邓师仙逝后，应家人之请，先生为恩师撰写碑文并书丹，且长期保管《五石斋日记》手稿；先生对洪师一往情深，终生不渝。以诚实忠厚，赢得最高信任，被托付将私人藏书赠予国家。先生谨遵师命，完成了这一遗愿。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洪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逡巡良久，不忍离去。深情厚谊，令人感佩至深。2007年12月19日，先生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众弟子为先生守灵。待众人离去后，我们含泪簇拥到先生遗体前行礼。姚念慈师兄问我，你准备行什么礼？我说，不管别人，我是要行跪拜礼，他说他也准备这样做。当我们走到先生跟前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为先生叩首，悲泪纵横，哭声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上一次含泪下跪，是为送别我的父亲。而此番长跪，乃情理之中，不跪则难表对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而遗憾终生。先生也受得起这一跪，因为他对恩师也曾如此做过，且对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多年以来，先生对弟子一视同仁，垂爱有加，一向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诸位同门收获各异，感触不同，正可反映出先生因材施教之深意。然而，自此无从聆教诲，彷徨惆怅、痛苦失落之情，则有共鸣共识，实难与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