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民主派，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获胜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表面上他们借口这是适应形势、顺应时代，其实他们骨子里、内心深处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所谓“全部活动的出发点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谓“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只不过是虚伪和策略。

　　对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1994年与日本池田大作的以下对话中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段对话记录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合著的《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中。

　　戈尔巴乔夫：人，首先应以自己的人生观作为根本去行动。我自己也是以本人的伦理观为基础而诉诸行动的。我对自己的选择，是我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另外一个背景。

　　那就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伦理观。

　　孩提时代的我，对于3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革命悲剧的真正原因可谓不甚了了，但是却见过不公正的场面。

　　然而，一方面我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此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的结构成为我的反面教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

　　池田大作：我明白您的心情，这种心理上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与当时的人们有着共同之处吧！

　　戈尔巴乔夫：对，与许多人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很早以前就萌发了一种期待着变革到来的意识与希望。

　　令人悲哀的是，时至今日，在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人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主义、集体农庄化、对苏联公民的“集体杀戮”等等做法看做是正当的行为。

　　我与这些人性冷漠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归根结底，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只是，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那一代人，一直都坚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池田大作：青春时代的至诚，催生了这个大转变的萌芽吧！

　　戈尔巴乔夫：坦白地说，从1985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的所作所为来看，可以说不管哪个方面都是我的个性、人生观及人生经济的一种自然的归结。

　　对于1985年以来的民主改革运动，有关我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所计划达成的目标以及关于推动改革运动的动机，至今仍有许多诽谤与责难不断冒出。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开始搞改革运动，是因为苏联在技术上落后于美国。”“在改革运动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国家实用主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过是想维持现行的制度”云云。

　　另一方面，又有人将改革运动说成是“苏共总书记特有的名利之欲，是想青史留名而弄出来的一种勃勃野心的表现”。

　　今天的激进民主派也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好，都从“左”与“右”两个方面抹黑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没有良心、缺乏智性的。

　　池田大作：我理解您的心情。不能正视美的东西是美的、伟大的东西是伟大的那些人是在降低自己的水平，他们只是囿于自己的偏见而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扭曲。

　　戈尔巴乔夫：妙哉斯言，我看还得加上一句：这些口诛笔伐改革运动的人们的最大不幸，还在于他们的失忆。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接着的是连续不断的苏共总书记的葬仪，在国家领导层出现了明显的道德性、精神性的衰落……

　　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

　　至改革运动前的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即使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手段，也只能是维持“铁幕”，不让苏联人民受所谓的有害西方思想的影响，把他们尽可能地与之隔离开来，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乖离时代的错误。

本文摘自《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前后》，作者：肖德甫，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