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圣诞节，当孙文回到“革命”之后的故国时，随行的除了那位美国牛仔革命家荷马李(参阅上期《美利坚革命家》)之外，还有一位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的日本人，他就是孙文最为忠诚的日本同志宫崎滔天。

　　与家境富裕的荷马李完全不同，宫崎滔天很穷，穷得甚至连赶到中国来的路费都没有。当四川保路运动、武昌暴动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的其他同志已纷纷起程，赶往中国，他却为路费而担忧。多亏朋友们张罗着给他凑了些钱，终于能够动身。

　　扛起简朴的行囊，宫崎滔天匆匆起程。他先赶赴上海，然后转香港，在那里迎接从法国赶来的孙文等人，一同经上海赶赴南京(据其妻回忆录)。

　　“要做英雄，要当大将”

　　这一年，宫崎滔天正值不惑之年。

　　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生于一个不安分的家庭。宫崎的家在熊本县荒尾村，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家境比较富裕，算是中等地主，在村里有田地48“町”9“反”，相当于733华亩。而在邻近的平井村，他们还有田地，每年能收50“表”(“表”是装米的稻草包)。

　　宫崎滔天的本名叫宫崎寅藏，“滔天”其实是日后的化名。宫崎寅藏的父亲宫崎正贤，是位功夫高手，开过武馆，曾两次周游日本全国，修习武艺。宫崎正贤那种“义侠豪爽，诚挚热情”的性格，直接传给了几个儿子。宫崎家的儿子们个个好勇侠义，被人称为“宫崎兄弟”。

　　宫崎寅藏是家中老幺，上有哥哥姐姐共10人，备受宠爱。父亲给他传授了“二天一流剑道刀法”，并常常告诫他：“要做英雄、要当大将”。而母亲左喜也经常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莫大耻辱。”这种启蒙教育，令宫崎寅藏一生都在追随自己的英雄梦想。

　　15岁那年，宫崎寅藏走出了偏僻的熊本县，来到了首都东京，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日后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英文。陪伴他的，除了满脑子的英雄梦想外，就是父亲送给他的两把白鞘刀。他曾经加入了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却依然极度苦闷。

　　此时的日本，正在经历着明治维新的脱胎换骨，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而主流则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不少日本人心中，日本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要振兴日本，避免被列强亡国的命运，就必须首先振兴中国，“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奋起，非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这就是宫崎寅藏日后所称的“支那革命主义”。

　　1892年,正是日本年轻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日本企业家资助开办了一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学员年龄多在20岁上下，第一期学员于1893年毕业后，都投入了间谍活动，在甲午战争中大多被捕并被处决。

　　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卒的青年人，与宫崎寅藏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著名思想家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唯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做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与这些兴亚主义者不同的是，宫崎寅藏认为，既然中日必须携手对抗西方，日本就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略中国，而应当帮助中国进行革命和改造。当他来到上海，盘缠用尽之时，那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表示可以收留他，他却拒绝了。

　　囊中羞涩的宫崎寅藏不得不狼狈地返回日本，此次中国之行，他几乎毫无所得，无法深入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

　　1894年，宫崎寅藏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日本反对党领袖犬养毅。自此，犬养毅成为宫崎寅藏的主要资助人。

　　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军方得知宫崎寅藏和其二哥都去过中国，希望他们能随军担任翻译，但遭到宫崎寅藏拒绝。宫崎寅藏的理由是，自己的中文水准并不足以担任翻译，而且，他不希望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中国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