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编者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明，但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