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1日，台北松山机场外贸协会展览场，蒋经国(右二)参观机械展售会。图/CFP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蒋经国的转身

　　政治如同颜料盘，在其涂抹之下，政治领袖的面孔往往模糊不清。所幸有人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 Taylor)就是其中一位。

　　关于蒋经国这样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目前的传记有两个知名版本，一是1980年问世的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二是2000年出版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前者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书稿本身，更多是由于江南(刘宜良)写就此书后遭到政治暗杀的事件;而后者，则被公认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陶涵曾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上世纪60年代曾就职于台北美国“大使馆”，中美建交后，转赴北京，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政治参事。如今，陶涵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陶涵著《蒋经国传》，秉承史学界传记写作的严谨态度，避免合理想象和主观臆断，以田野调查和史料考证作为叙事基础。他曾多次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和赣州等地，采访了160多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门生故旧。写作历时3年之久，其中一半以上时间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上。

　　而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陶涵精研中国事务、通晓中外历史，这一背景有助于避免外国人撰写中国题材所容易犯下的“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毛病。

　　陶涵所著《蒋经国传》2002年曾落地大陆，内容有大幅删节。近日，华文天下出版社重新引进了这版图书，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书中附有80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对此，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欣慰之至”。

　　正如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中国大陆的评价如今更加客观、平实。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他的百转千回的命局、他的思想跌宕与智慧觉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选择，至今仍然影响着台湾、大陆，以及两岸关系。

　　第一次选择：去苏联

　　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就在之前不久爆发的五卅惨案中，刚在上海升入中学的热血少年蒋经国，带领着同学参加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时也被认为是镇压群众的幕后黑手。他决定把这个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的儿子送到北京念书，置于好友吴稚晖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深种于蒋经国心中，他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日后成为坚定反共分子的吴稚晖当时只是笑着表示：“你去试试也好。”蒋经国通过他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诚惶诚恐地将这个意图秉告了蒋介石，被蒋斥为“朽木不可雕也”。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日记中简单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

　　为什么蒋介石会允许儿子投奔他所质疑的莫斯科？多年后，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如此告诉陶涵：“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在“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蒋介石认定苏联的物资援助对北伐依然至关重要。此外，当时他依然相信，“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给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是学校里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

　　而此时，在中国国内，国共在合作3年多之后，在1927年分道扬镳，共产党员被追捕杀害。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

　　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

　　几天后，《消息报》又刊登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他默然接受官方给出的解释——身在“敌营”中的儿子，是被迫发表如此大逆不道的声明。

　　陶涵采访的一些蒋家故交认为，蒋介石在实施清共行动前，为保密无法提前告知儿子令其自保，为此他多少感到内疚。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放逐中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找蒋经国谈话，劝告他放弃亲托洛茨基的信念和活动。

　　没有任何征兆，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一年之中，蒋经国面临两次重大抉择，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当中“识实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