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三届知青，务农十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于1978年考入大学。

之所以想起知青这个话题，是因为手边这本邓贤著《中国知青梦》。这本出版于1993年、重印于2003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详尽的资料、细致深入的描写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作者为写这本书行程3000公里，亲至25个知青农场，查阅大量文书档案，采访了从各地各类知青到省市领导的许多当事人，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千家万户、改变共和国社会历史轨迹的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读罢该书，一股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久久充溢心头。

一

不管是知青自己，还是旁观者，都把知青称为受苦受难的一群人、一代人，他们高中或者初中毕业，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却被抛出校门和城市，到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日夜思念的亲人，也远离本应属于他们的知识文化。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投身计算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之际，2000万中国知青却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记忆乃至终身遗憾。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或卷入这场明显伤害他们权益的运动的？我想肯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者有三种：一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上面号召，准备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三是家里太穷，离家下乡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三种人有主动性、目的性，但后两种其实也是被迫，到农村落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我们来看看出于“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还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向往。可是，他们的那种高昂状态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知青梦》里写到了第一批主动要求支援边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数是55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号闻名云南全省。这批人在西双版纳安家以后，一个女知青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今天我们开荒种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男知青在家信中这样说：“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格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看着这些庄严铿锵的字句，今天我们只会哑然失笑：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修反”什么时候以“一两橡胶籽一两黄金”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过？他们的所谓“理想”、所谓“激情”、所谓“沸腾的热血”，不过是少不更事者上当受骗的产物！

在全国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约2000万知青中，主动参与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试问：谁不愿意读书，而要去种田呢？谁不愿呆在城市，而要去农村呢？《中国知青梦》没有多写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经历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史铁生对后生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知青下乡是自愿的，“您可一个字也别信”，他描绘了一位作动员知青下乡工作颇有“心得”的干部来他们学校动员时的情景：学生对上山下乡抵触畏惧、议论纷纷，该干部上主席台后第一句话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第二句话是：“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工作方法”，纯粹是地痞无赖式的恐吓加逼迫！强权高压下，列车汽笛一响，泪雨滂沱，2000万知青弃学离家，散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规模展开于1968年，文革已历两年，发动者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须使他们转向，把他们的劲头用“战天斗地”、“大有作为”、“支援边疆”等堂皇口号引向农村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尝到了“无法无天”的甜头，还得抑制其太盛的气焰，便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降低他们的地位，便于管控。另外，文革开始后经济急遽衰退，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口，上山下乡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泄露天机。

也许当时浑然不觉，若干年后知青明白过来后不知是何心情：狂热地参与了一场运动，又立即被这场运动抛弃，一腔热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抛，人生苦难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