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公交至杭州西湖景区的“南天竺”站下车，再沿龙井路蜿蜒上行百多米，右拐，就到了坐落在风篁岭下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也称“浙江辛亥革命烈士墓葬群”）。这里，翠竹掩映、肃穆清幽。一条宽豁的青石甬道，从陵园大门口笔直地铺展进去，两旁苍松夹道，绿影婆娑。进门约五十米的甬道中央，巍然矗立着一尊赤红色的花岗岩方柱纪念碑，浑若一柄长剑，昂指苍穹；碑身，镌刻着四个遒劲的鎏金大字：“国魂不死”，那是孙中山先生的手笔。绕过环列于纪念碑的三组辛亥英雄群雕，往陵园深处走，可以望见在一面朝东的阳坡上，有一座用浅灰大理石圈砌的独立墓茔——那儿，默默安息着一位年轻的湖州籍辛亥英杰。他的名字叫姚勇忱。

去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与姚勇忱的四位在杭的侄系后人一起，端立烈士墓前。周围，除了偶尔山风掠过竹林的喧响，一片静谧；空气中，流淌着雨后沁人心脾的清新。姚勇忱的墓茔，形制简朴，但明显经过一番精心修葺：整个墓台略呈正方形，全部由崭平的长条青石板铺就，面积估摸有六十平米；墓体居中圈砌，径逾三米，高约两米；墓碑也是一方大青石，上边竖勒一行沉峻的魏体字：“姚勇忱烈士墓”。我们几个给烈士深深鞠躬。陵园的专职护墓人俞师傅听说我们来了，特意赶过来接待，和我们一同合影留念。俞师傅告诉我，他每年都要给姚墓细致地添培封土，植补花木，上年栽了桂花树，前不久又种了菊花。果然，那坟头上正盛开着一簇簇灿烂的黄花，在山风中微微摇曳，显得分外精神……

推想起来，姚勇忱当初离家别稚、决然投身反清革命，生前很可能从此就极少再回过湖州。其乡里父老，多半只是在惊悉他牺牲的噩耗之后许久，才慢慢地，约略知闻他一向奔波在外，原来是与秋瑾、陈英士（即陈其美，表字英士）、王金发等一批声名赫赫的革命党人在一起，出生入死，从事着创建共和的惊天伟业。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他的史料存世甚少；早前他的胞弟姚定忱（已故），还珍藏有烈士遗留的若干老照片，1949年以后迭经运动，这批照片几乎荡然无存。如果不是侥幸还保留下来寥寥数帧，恐怕我们今天都无以瞻仰烈士的生前容颜。真应该感谢姚家后人以及像宁波大学历史系陈梅龙教授等有识之士——正是由于他们这十多年来坚执不懈的多方搜觅、钩沉索隐，陆续积累起一些可贵的收获，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昔日姚勇忱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身影。

二

姚勇忱（1880—1915），又名志强，别号弋仲，籍贯湖州织里（今为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因了祖辈乃乡间大户，父亲又曾做过一段晚清小吏，家境颇殷，在织里老街置有一处相当气派的的宅屋。姚勇忱与胞弟姚定忱，就出生在这宅屋里。据说，宅屋的位置，就在当年老街横跨织溪（流经老镇区的河道）的木廊桥北堍，朝南一字排开，有“三楼三底四进深”的规模。如今，时世沧桑，随着织里新镇区的勃兴和日益繁荣、老街疏落，那处屡经拆建的姚氏故居，也早已旧迹无痕了。

从遗照上看，姚勇忱中等个头，身材精干，脸形偏瘦，留着两撇短胡须。他自小体质羸弱，染有肺病且久治不愈。这一病痛，时或发作，缠绕、折磨了他终生，直到牺牲之际，他犹在病中；又因为经常喘咳不止，影响了说话的流利表达，有时竟期期艾艾，状若“口吃”，以致后来姚勇忱加入南社，柳亚子有诗“口吃怜同病”，说的就是此事。15岁那年，姚勇忱父、母先后去世，他挑起了支撑家庭与抚养幼弟的重任；22岁上娶妻生子，取名长麟（也叫“长龄”）。1904年，姚勇忱离开织里，去杭州就读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自此接触革命思潮，矢志救国而义无返顾。期间，为着不使妻子担惊忧惧、遭受连累，姚勇忱主动与之离婚，并将胞弟和长麟陆续携出，跟同自己居无定所地颠沛流离。他牺牲以后，长麟被寄托收养，却在抗战流亡中意外失踪——烈士身后，竟无直嗣，这是何等地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