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追述其父的文录。在作者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梁漱溟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抄家经过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民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所使用的理由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即，他认为出现修正主义是现实的可能。以这个理由发动的政治运动，他不反对。

　　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一九七〇年修宪，他问道：宪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质问汇报上去，虽然领导人并非红卫兵，听着还是很觉逆耳。至于滥施体罚、派性斗争没完没了，唯有指使者乐见。毛泽东起初还说“不要怕乱”，及至自觉失控，不也试图消弭吗？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文革”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机制上有缺陷。

　　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对这场运动的感受（或说被卷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机关干部已然身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政协委员们还大体如常地开着学习小组会。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日记：“早起阅伍、陈两人讲孟子尽心章之文。拟写综述文补遗。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车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六天之后，“是日有大字报，要拆碑，限二十四小时。”碑拆了，家仍是要抄的，祖父投水处立有殉道碑，在积水潭南岸。“革命群众”贴大字报限定时间拆去。

　　因此，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兹先摘录其中一件于下：

　　“主席赐鉴：……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是他去开的门，说请进。）

　　他请毛泽东回忆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中国问题现在已经得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一条大道可遁，“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被斗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那些文稿，准许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