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史学界的一位大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以后，郑振铎在“孤岛”停留了四年，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一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绝对无法估量其价值的重要活动:将那些珍贵的古籍善本、民族文献从战争的劫火中抢救出来。

抗战爆发，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毅然留下来没走。这是因为他注意到: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无数珍籍善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国人买走，外国图书馆也将战火中的中国作为古籍来源的重要目标。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最为严重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可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这些地方志资料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郑振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然而仅凭一己之力又绝不可能力挽狂澜。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都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上海。于是日夜焦虑不安的郑振铎就和他们在一起商量挽救办法。继而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实际上，在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该书包括240余种元明杂剧，一半以上是多年失传的孤本。“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