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朱季海先生走了，——在12月21日这个隆冬的晚上。

　　次日，编辑微博私信我，希望我能给《人文天地》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不太有人关注的学者。开始我还有点犹豫，但过了一会儿，我隐隐觉得，朱老的逝去，或许标示着某种有意味的东西。于是，我决定要写点什么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与朱老有过一面之缘。

　　饶宗颐称他为国学大师

　　我就从这一面之缘说起——

　　1990年的秋天，我在北师大从许嘉璐老师问学。这一年的中国训诂学年会在苏州召开，许先生忙于公务，走不开，但让我们几位弟子一定要去拜会前辈和同道，长些见识。就是这次，我与朱季老在苏州观前街的一个茶馆里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总的印象是，朱老的学问淹通精微，高深莫测，而且漫无涯涘。有一个细节，朱先生说：《尔雅·释虫》“蚬，缢女。”郭璞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故曰缢女。”一般读“现”，其实应读“磬”。他说前不久，天津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出版了一本注释《尔雅》的书，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后来我读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果然有“蚬之言犹磬也，磬于甸人与自经于沟渎之经义同而音亦近”的说法。

　　学界中早就有称朱先生为“国学大师”的说法，这还与饶宗颐先生有关。

　　1984年，饶宗颐与朱季海在武汉初次相见。两人谈到画论问题，说到谢稚柳的一些观点。朱说谢的说法不对，并申论自己的观点，饶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又谈到中国的其他传统学术，饶更是佩服，说朱是“国学大师”，后来便在学界传播开来的。现在饶老也被他人称为国学大师了，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敬。然而，饶宗颐佩服和赞赏的朱季海却依旧鲜为人识。

　　这里，我想说一下自己对“国学大师”这一称谓的理解。因为现在的“国学大师”太多了，朱老是羞与绛灌为伍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厘定清楚，朱老不会同意别人称他为所谓的“国学大师”的。

　　“国学”的研究，在章黄学派的学术理念中，不仅指中国传统文献的内容范畴，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而且也指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献作为内容的载体，它在历史的流变中，会有无法抗拒的“失真”；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要还原文本，使它回到彼时彼地实际记录的“本真”，只有这样，内容的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向壁虚造，就是“六经注我”，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传统文献还原文本的研究方法，章黄学派最看重乾嘉以来总结完善的考据学(朴学)。其理论结晶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人称之为“小学”——一种最基本的学术训练。比如段玉裁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序)这里隐含的道理就是，要研究古人的思想，先得认识古人写的字、读出它的音、弄明白它的意思——那是古人的书面语言。就像你不能听懂人家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说了什么。

　　这样看，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第一要义是方法，第二才是内容。中国的汉字是意音文字，包括形、音、义三个部分，所以，不了解《说文解字》(形书)、《广韵》(音书)、《尔雅》(义书)这些书的人，不能说他懂得什么是“国学”；只有对这些书有精深研究的人，才有可能称之为“国学大师”。

　　朱季海先生不愧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他在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所涉内容两个方面都有精深独到的贡献。称他是“国学大师”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