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120周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非凡个案，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从中可以获得些许镜鉴。

　　镜鉴之一：“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

　　陶行知早年曾试图行医济世，但广济医学堂歧视不信教学生的作法扑灭了他的梦想。1911年，在金陵大学学习的陶行知开始追随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陶行知回到徽州，任初成立的府议会秘书半年，其间他参与了余德民等人在屯溪阳湖余家庄的武装起义，并在华山岭进行了一次枪战。起义失败后，陶行知又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其学业。

　　但是，新建立的政权孱弱，领导起义的余德民等人的败走，让陶行知体验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他认为，谋国民全体之福利，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强调“政府者人民之政府”，而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程度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一党自画”的党祸难防、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的信中更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镜鉴之二：“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陶行知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毕生始终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他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主义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批评中国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陶行知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

　　1919年，陶行知对他所提倡的“新教育”概念作了系统阐述,即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的国民”，“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他主张试验不是只待在实验室里，而是认同“要拿平民主义作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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