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朝阳区红庙北里一套颇显凌乱的旧居室，一眼即见周汝昌。这位红学家满头华发、笑容谦和，94岁了仍怡然而坐，虽已目不能视、耳不善闻，却仍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端方姿态。

　　“我跟光明日报的各种故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相当丰富。”回忆的闸门一打开，珍藏半生的陈年旧事便潮般涌来。女儿周伦玲在旁侧聆听，不时地应声翻找话语间提到的光明日报。在屋角里，在柜顶上，在床榻边，光明日报被精心叠放成摞，就像在老人的记忆里一样，俯仰可见。

　　“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

　　周汝昌曾经精心保存过一张报纸——1953年9月10日的光明日报，近二十年的岁月里，这份报纸跟着他多次搬家，却终于在十年浩劫中不知所终。

　　“这份报，对我有极特殊、极重大的意义。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说起这份报，周汝昌感慨万千。

　　那时，35岁的周汝昌执教于四川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当时正值全国院校大调整，他是北京赴川青年教师中经调整后留下的唯一一位，清逸出众，很受瞩目。

　　谁也不知道，有一部“惊世之作”，将在这位忙碌的教员手中诞生。

　　1953年初秋，《红楼梦新证》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出版了。一问世，却掀起了意想不到的波涛。当时新中国刚刚进入学术复建期，似这样皇皇四十万言的大书本就不多，更何况研究的是《红楼梦》——这部当时尚被视为“哥哥妹妹调情”之作的书，周汝昌却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大加赞赏，自然激起了一片惊异之声。

　　周汝昌心里也不平静，他迫切地想知道这本书的前途命运。学校里订了一些报刊，他常翻看的就是光明日报，因为“文化味浓”。当年9月10日，他惊喜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大方块”，中间用大号字体写着“《红楼梦新证》出版”，下面几行小字，写明了著者、出版社，并对内容及价值进行了简要介绍。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对我作品的报道，也是我平生的一件大事。在那种文化氛围下，光明日报率先关注红学研究，确有学术品位和胆识。”从此，光明日报在周汝昌心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学术鼎盛期的光明“舞台”

　　一本书，改变了周汝昌一生的命运。

　　第二年6月初，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副总编辑的聂绀弩点名见他，交给他一项工作：校订新版《三国演义》。

　　“这一校可把我吓坏了，人名、地名、宋元时代的成语，都给改得一塌糊涂。”周汝昌详详细细地写了篇工作报告，把这些错误都罗列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