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奶奶说，我出生的时候并不难产，这说明我来到人间时是痛痛快快的，因此当我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也希望痛痛快快。”1月8日，百岁老人黄苗子悄然离世，诚如他在遗嘱中所希冀的那样，他走得很“痛快”——没有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挂遗像。

　　1月10日，在北京百雅轩画廊开展的“风雨落花——黄苗子先生艺术特展”，也尊崇了黄苗子的心愿，供人凭吊的不是黄苗子的遗像，而是一幅他的画作——《葫芦》。十几束菊花整齐地摆在台面上，有的仍娇嫩，有的已颓败，恰如黄苗子很中意的一句佛语：向荣的向荣，枯萎的枯萎，一切任自然。

　　熟悉黄苗子的人常说他很乐观，对其纪念文章中多出现一句：“他笑着走完了一生。”而作为黄苗子作品《苗老汉聊天》系列图书的编辑、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侄女吴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用“笑着”还不够，她说：“他是哈哈大笑走完一生的。”

　　始终乐观、一切任自然的黄苗子，其实生活中的坎坷并不少。他曾说，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他都是“运动员”。

　　1944年，黄苗子、郁风夫妇在重庆定居。离他们住所不远处，便是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碧庐，那里常聚集着文艺界的穷朋友们，包括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冯亦代、黄苗子等。这些文化人互相用“二流子”调侃，碧庐便更名为“二流堂”。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搬入北京栖凤楼，这里成了“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潘汉年、夏衍等人常聚此处，吴彬正是在那时初见黄苗子的：“黄伯伯十分开朗，总是笑呵呵的。”这样和蔼的大人让一个小孩子备感亲切。

　　然而快乐的时光很快戛然而止，1957年“反右”时，因参与“二流堂”，黄苗子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郁风生前曾说，那时的黄苗子笑着面对苦难，在北大荒，他竟在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种野花、做木桌椅，但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黄苗子因此受到批斗。

　　黄苗子在1959年被遣返回京。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去澡堂，走出浴室门，他只将从北大荒穿回的旧衣服，随手扔在路边。

　　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也没有逃过“文革”。黄苗子曾自嘲说：“‘文革’开始时，我已是死老虎。”

　　1967年，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黄苗子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加上此前的“二流堂”等问题，他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7年。在狱中，他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读“老三篇”，在脑中“写”诗，甚至研究起臭虫，乐观地撑过了难捱的岁月。

　　回忆起黄苗子从监狱回家后的状态，吴彬说：“黄伯伯出来后还是笑呵呵的，不见有坎坷磨难留给他任何愤懑。记得他刚回来，我先生便去看他，邀他骑自行车出去转转，他连声说好。谁知推出自行车后，他从一边骑上去，从另一侧就掉下去了，其实他根本就不会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