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木心的作品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但直到79岁，他的作品才被引入大陆——

干净地来 安静地走

12月24日，伴着莫扎特与巴赫的钢琴曲，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戴着格子围巾的木心躺在鲜花中，与这个世界告别。

　　陈丹青将一盒红色中华烟放在木心的枕边。“先生一辈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儿’高贵地离开。”陈丹青说。

　　这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老人，5年前离开美国，隐居在家乡乌镇的“晚晴小筑”里。同年，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国内出版。那时，这位在大陆的“新作者”已经79岁了。

　　事实上，早在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便为木心特设“散文展览”专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而那时木心的部分散文与小说也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也正是在纽约的地铁上，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的陈丹青结识了日后被他称为“师尊”的木心。

　　“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的29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在悼词中写道。

　　上世纪80年代是木心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在的士里写，巴士站上写，厨房里一边煮食一边写，最喜欢在咖啡店的一角写，写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台子上，还要来两句：“即使我现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个顾客了。”

　　他清晨6点起床写作，一天通常要写七千字，要反复修改，五稿六稿，过一周再看再改。木心常说，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读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窝囊。

　　木心还在家中开设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据听过木心课的人回忆，木心讲课，有时身着灰色西装，灰色领带，有时穿黑色呢子大衣。讲课时，他的手臂会撸起来，讲得神采飞扬。一群人围着他，从吃完饭九十点钟开始讲，讲到曙色初动，窗户开始亮了，学生们东倒西歪都睡着了，他仍是不停地讲，全是灵感。

　　中国美院教授曹立伟还记得，木心很喜欢《诗经》，说，如果别人拿《荷马史诗》和我换《诗经》的话，我是不换的。他鼓励年轻人读尼采，说尼采是“钙”，可以使骨头硬起来。讲到福楼拜时，他的眼睛会湿润起来。一次听木心的开场白，他说，“在一个万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接待路过的所有类型的朋友，有强盗，有英雄，有商人，有学生，有流浪汉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请进来，都可以长谈，这个老人就是文学。”

　　到了晚年，他仍然乐于在院落里拄着拐杖散步，迎接来访的年轻人，与他们聊天。

　　生于80年代的书评人顾文豪曾去探访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坐定，点烟，即谈文学艺术。聊到兴起处，点烟时烟头竟反了，点了烟屁股，一吸差点儿烧到自己，忙说“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木心还为顾文豪取来美国原版画册观赏，讲画时话不多，只说，“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临行时，顾文豪曾请木心签名留念，木心笑拒，答说“今天要让你一无所获，满载而归”。

　　“先生是有贵族气质的，把自我也当做艺术品在雕刻。”顾文豪说。

　　他眼前的木心，穿花色衬衫，外着一白色马甲，穿牛仔裤，戴着精致的戒指，笑起来眼睛里“很清澈”，像一个“满头银发的大男孩”。

　　1927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孙璞，号牧心的男孩子生于乌镇，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孙家花园距茅盾家不远，木心幼时常到沈家借书，读破了，修补好了再去归还。而他的私塾先生便是著名词人夏承焘。

　　他少年时的阅读经验也由此形成。他欢喜《诗经》就是“我要的文体”，也在十四五岁之际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他学张爱玲写农村，也学瓦格纳写悲剧，写到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写鬼魂出场”。

　　木心曾笑谈，自己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陈丹青称其为五四文化的“遗腹子”，“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然而，木心本人却从未与任何文学团体结缘，始终自称为“文学的个体户”。

　　1946年，他考入上海美专学习油画，不久后转入杭州国立艺专研习中西绘画。20岁出头时，这位贵公子还曾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白天上街游行，傍晚则点上一根蜡烛弹奏肖邦。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长于绘画，热爱写作，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

　　“文革”爆发后，从14岁起创作的20本小册子悉数被抄没，木心也被关入防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