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唐人的名著《金陵春梦》,写得是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半生。读过《金陵春梦》的人们,会知道书中提到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高传珠,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高传珠就是解放后任南京药学院外文教授的高晶斋先生。

　　高传珠,字晶斋,山东省惠民县城东关人。解放前,他家开店铺,有土地近20亩,家境较富裕。高传珠聪颖勤奋,从惠民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赴济南读高中,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经路有余介绍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统治宣传和声援京沪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活动。

　　1923年春,高传珠赴莫斯科留学,就读于中山大学。与杨尚昆、伍修权、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以及蒋经国、邓文仪、贺君山等是同学。高传珠魁梧英俊,为人正直,学习出类拔萃,不久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同学们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

　　留学回国后,高传珠来到北京,成了家,以搞翻译和出书为生。1930年,经何思源介绍进入国民中央政府,先任内务部高级职员,后经贺君山等引荐,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秘书。由于高加入国民党较早,与蒋经国的关系甚好,才识渊博、提笔成章、活动能力较强,因而,蒋介石对高颇有好感和器重。

　　高传珠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秘书,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欧洲考察特派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设计委员等高级职务。由于他是北方人,凡有北方军政高级人物或他们的代表到南京晋见蒋介石,高传珠均参与接待。蒋介石为了拉拢北方要员和将领为其效忠,凡前来晋见者均得其馈赠银元一千到两千不等,由高传珠负责办理。他奉命行事,借此结识了不少要员和将领。

　　高传珠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作为非常钦佩,暗地里做了许多有益于我党的工作。1935年初,蒋介石实行“文化围剿”,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高传珠有过几次接触的山东同乡、知名作家聂绀弩,在上海参加左联我地下党组织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中统特务逮捕,危在旦夕,高传珠得知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赶紧向侍从室主任钱士钧打了招呼,钱士钧抹不开面子积极通融,聂很快得到释放,幸免一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还未得知,高传珠奉宋美龄旨意,自南京坐火车去西安,随身带了不少供蒋介石在西安过50岁生日的物品和重要文件。在徐州停车时,高传珠发现气氛非常紧张,并听到人们“扣了,扣了”的议论,经打问,才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监禁了。高传珠进退两难,只好在徐州暂住,很快接到了宋美龄召其速回的急电。

　　此时,国民党内部乱了套。亲日派头目何应钦极力主张出重兵和飞机直捣西安,妄图借机挑起内战。高审时度势,坚决站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一边,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同年12月17日,孔祥熙、陈果夫、陈立人在中山陵召集秘密会议,与会的有吴忠信、张治中、戴笠等等,高传珠负责会议记录。会上,戴笠建议立即派杀手处死何应钦,因与会人员都认为不妥未被通过,只同意了戴笠提出的派军统特务暗中监视何应钦的建议。会议责成高传珠,紧急电告各地要员、将领:顾全大局、不捅乱子、稳住各地,以谈判和平解决为上策。高传珠一一通电,陈说利害,对稳定当时局势、避免内战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宋美龄、陈果夫等高度称赞。“西安事变”通过我党全权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蒋介石在被迫之下,勉强接受了我党和张、杨将军共同提出的“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主张并被释放。蒋介石回到南京,耳闻高传珠在这次事变中起的作用后,对高慰勉有加,更加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委任高传珠为接收人员,来山东接收敌伪财产和物资。接收过程中,高传珠下属同为山东人的邢希谋因收一染料庄贿赂的两千银元被省府查办,高传珠积极保释受到牵连,被省高等法院关押审查,直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高传珠被我军从监狱中释放,独自住在济南后油坊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高传珠被我华东局派专人送回南京与家人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高被分配到南京药学院担任俄文、英文教授。他高度敬业、勤勤恳恳,在倾心教学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少年先锋队组织与训练》、《辩证法》、《贫农的儿子》等外国著作,为解放初各界的学习和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中,高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文革”期间遭罪更多。而他在逆境中仍勤奋学习和工作,忠贞不渝地拥护我党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得以平反。他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承担起全国医药系统出国预备人员的英语培训,并积极辅导本院教师们的英语学习,还担任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民革委员,深受爱戴。高晚年离休在家后,为祖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统一,但因疾病缠身而未遂愿。1985年5月中旬,高传珠因病辞世,终年82岁。（牛新元 王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