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下的书信有一千多封，但是没有一封是直接写给朱安的。在两人41年的婚姻生活中，有20多年异地生活。即1906年婚后重返日本三年，1909年8月回国在杭州近一年，1912年2月至1919年底近八年单身在北京，1926年8月至1936年10月十年在上海等地。两人虽无感情可言，但朱安始终是鲁迅名义上的夫人，就现有的资料，我们发现鲁迅从来没有直接给朱安写过信，自己所有的信息都是在与母亲的来往信件中传递。可见鲁迅对自己婚姻及朱安的态度。

　　笔者查阅《鲁迅全集》，只找到他在与别人的通信中四次提到过朱安，现归纳如下：

　　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给许钦文的信中谈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内子”即是指朱安，她因严重胃病在山本医院住了五六天，这一年的八九月正是鲁迅和许广平定情热恋之际，朱安看在眼里，感到空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内心的压抑紧张终于以身体的病痛外现出来。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与朱安的关系较好，所以在信中提到妻子的病。其实朱安这次生病很可能是病由心生，她得的也不是胃癌。她194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9岁。鲁迅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病情，并在信中和朋友谈起，他的心里也是相当纠结的。

　　1929年5月中旬，鲁迅回到北京探视母亲，他在5月17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上午，令弟（许羡苏）告诉我一件故事，大约一两月前，某太太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这里的“某太太”即是指的朱安。鲁迅自1926年8月与许广平南下，转年十月两人在上海同居，这次回京，朱安很可能听到许广平已经怀孕的消息，其心理的感受一定是痛苦复杂的，她和老太太说起此事，老太太却不以为然，正为大儿子有后而高兴不已。孤独无助的朱安这次彻底绝望了，她原以为虽然大先生不喜欢她，自己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能侍奉老太太一个人，给老人养老送终了。

　　1932年11月，鲁迅再次回到北京，11月5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某太太”就是朱安，鲁迅上次回京时儿子海婴还没有出生，而这一次已经有了海婴，对于鲁迅的后继有人和海婴的生长情况，母亲和朱安特别高兴，并给以极大的关心。朱安“颇示好感”，不仅仅对于鲁迅自己，而是对于他们的三口之家，因为许广平为鲁迅生了儿子，有了香火继承人，朱安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自己的心愿了却，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时的朱安不仅接受现实，正视现实，而且对丈夫回来和海婴出生怀着极大的喜悦，然而这也是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相见，四年之后大先生便去世了。

　　鲁迅于1934年5月29日写给母亲的信中，又提到朱安。“十六日函中，并附有太太来信，言可铭之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拟招至京寓……”这一次是由于朱安曾在信中问鲁迅关于她侄子工作的事，鲁迅向母亲说明自己和三弟周建人为朱安侄子工作的事已尽了力，自己“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朱安娘家有一个哥哥朱可铭，鲁迅与他一直有书信往来和钱物馈赠等。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上海，鲁迅曾给予帮助找工作，小儿子托周建人介绍到印刷厂工作。二儿子因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朱安打算将他叫到北京的家里暂时居住并另找工作，她托人给鲁迅写信征询意见，鲁迅向母亲说了上面这些话，请“太太自行酌定”。对于朱安及其亲人，鲁迅会尽力而为，但并没有直接回复朱安托人写来的信，而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代为转告。

　　与鲁迅和许广平相比较，朱安自是极黯淡的，她是鲁迅的母亲赐给他的礼物，鲁迅不爱她，但鲁迅生活的背后却始终不能没有她，她是鲁迅的太太，至少在母亲的面前是这样。鲁迅向来爱憎分明，在婚姻问题上也从来没有掩饰过。

　　鲁迅生前写过大量的书信，除许广平外，与其他女性也都有不少的书信来往。从1926年8月他南下至1930年3月三年多时间里，他与母亲的通信都是通过许羡苏转达的，信件多达100多封。许羡苏在1930年3月离开北京，鲁迅和母亲开始直接通信，到鲁迅逝世时，6年多的时间里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但是鲁迅却偏偏没有给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写过一封信，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也只是只言片语提到过几次，这不能不说明他对朱安的态度——只把她作为礼物供养在母亲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