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郑君里先生，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高山仰止”。我钦佩他，敬重他，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还是《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都曾经打动、震撼过我，为我的青春烙下深深的印记，也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久久不变的美好回味。

　　1980年，我进入上影后，开始“走近”君里先生。我惊奇地发现，在我接触的几乎所有的电影史记载和文献资料中都浓彩重墨地叙述和描绘着他。他的同仁、合作者，那些我尊崇的长者，也经常将他作为回忆的重点和交谈的焦点，他们的评析、羡叹和赞美，连同那些细枝末节的小镜头，使君里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我心中矗立起一位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勤奋执著、虔诚治艺、严谨创作、正直为人的全才电影艺术家。对他的钦羡和景仰越加浓厚，越加深厚。

　　真正认识君里先生，是去年年底举行的纪念他百年诞辰的庆典。我不仅再一次聆听了史学家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所做出的评析和论定，他的朋友、合作者有关他艺德、人品的深情回忆，还从他儿子的真挚细腻的言语中捕捉到这位一生钟爱电影艺术、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的伟大艺术家的情怀，遭遇的摧残、蒙受的冤屈，更让我感受到他的执著、坚强和博大。尤其是观摩了那部他导演的，曾经被批判、至今仍深锁在片库里的《我们夫妇之间》后，我异常的兴奋。我领略了他的才华，触摸到他对新生活、新社会充满深情厚爱的脉律；更为这部影片所遭受的磨难而忿忿不平。

　　纵观君里先生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君里先生靠自学成才的精神。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清晰地诠释了天才出于勤奋，理想重在追求的道理。他，从一个摆西瓜摊谋生的贫寒家庭走出来的穷孩子，“人穷志不短”，靠着自强不息、孜孜不倦的奋斗和拼搏，不仅走上舞台，踏入银幕，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而且在名利光环的簇拥中，他能急流勇退，抽身而出，勇敢地坐到导演的位置上。在电影圈，“演而优则导”并不少见，但像他那样“挥斥方遒”，捧出那么多经典名作的华丽转身，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独树一帜。从演戏到导戏，他不仅以艺术功底丰厚著称，还以理论素养深邃见长。他自学并精通一门外语，在近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先后出版了专著《演员的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和《世界电影艺术史》，成为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即便在“导演队伍急遽膨胀，学士硕士数不胜数”的今天，有多少导演精通外语？又有多少人能写出如此分量的专著？因此称他为最有理论功底的导演，尊他为中国电影界的全才，名副其实。

　　令人悲愤和遗憾的是，这么一位难得的电影全才，在十年浩劫中惨遭厄运。那位“文革”旗手——他熟识的三十年代的女明星，给了他非人的折磨和迫害，导致病魔残忍地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那年，他才58岁。

　　我常想，如果他多活三十年、四十年，会是什么样呢？毫无疑问，中国的电影画廊中一定会有更多的经典名作。（许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