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一词，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当地的管家。西方商人来华“淘金”，缺乏对中国国情与民情的了解，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商务纠纷，不得不依靠和利用中介人物来开拓业务，并授予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于是由管家提升为买办。1840年鸦片战争后，买办制度渐行上海。天津开埠后，洋商日益增多，买办随之而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这期间，郑翼之（1861—1921，广东香山县雍陌墟村人）名噪一时，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

　　郑翼之16岁那年，随长兄郑观应来到上海，经人推荐进入英商太古洋行，在账房作练习生，并赢得了经理斯维尔的赏识。1881年，太古洋行在天津设立分行，斯维尔派他随洋员一同北上，进驻天津。最初，天津太古洋行只有9间平房，建在今台儿庄路上。当时，该行任命的买办姓黄。由于他一味地沉迷于享乐，无心业务，生意上的事全靠郑翼之打理。郑翼之也不惜力，日夜奔波，深得同事拥戴。在上海太古的支持下，他积极拓展津沪线、津港线的航运，从原有的五条船，增加到二十多条。1887年，26岁的郑翼之荣升天津太古洋行的总买办。这时候的太古已渐成气候，积累了大量资产，在今解放北路盖起了新的办公大楼。

　　轮运，代理海上运输，是天津太古洋行的主打业务之一。对天津口岸的把持，郑翼之可谓是煞费苦心。针对天津海河狭窄弯曲、船身较长的轮船进了海河便不能调头这一弊端，他特意在英国量身定制了两艘轮船，并在大沽口外自设一处船坞，实现了独揽进出海河的生意。食糖在我国当时的经销业中，开始以怡和洋行和恒丰洋行为大户，自郑翼之掌管太古洋行后，便后来居上，将所有洋行的生意相继压了下去，最后独霸整个北方市场。太古洋行在香港开设了一个油漆厂，除了供自己的轮船使用外，还让天津太古做总代理向中国倾销。郑翼之在搞轮运的同时，顺便为托运人办保险。由于太古在天津的轮运范围最广，因此保险额最大，收益也就最高。

　　随着天津太古业务的日益壮大，郑翼之本人的财富也成倍增长。其来源首先是买办佣金，其中轮运业务的佣金为3%，食糖、油漆、面粉、保险、驳船等业务的佣金为2%；另外灰色收入巨大：一方面是从搬运工身上克扣45%的搬运费，另一方面是从托运商那里赚取搬运费。当时在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货物中，鲜蛋和水果占很大的份额，货主为了避免磕碰或腐烂，都想争取时间提前发货，而郑翼之故意延误时间，并纵容工人乱磕乱碰，迫使托运商另掏腰包，出钱雇人搬运。这样，洋账房拨给郑翼之的搬运费，就都落入了他的口袋。郑翼之还从他所管辖的“船买办”身上获取利益。外国的轮船公司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船买办。按规定，船上装载的货物如有残损或短亏，一律由他们负责赔偿。太古洋行旗下的船只，全部由郑翼之调查裁定，于是船买办们都贿赂他，无形中成就了他的财富梦想。

　　还有，就是来自地产投机。自1860年英国在天津开辟租界后，其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一再蓄谋扩张。从1861年到1897年，租界占地从460亩扩大到1630亩。当时这些地，一部分是英国人从天津业主手中陆续收购的，另一部分则是英国人鼓动像郑翼之这类的大买办暗中收购的。后来地皮飞涨十几倍，凡投机者一夜暴富。而郑翼之早年以低价在天津英租界和上海等地买进的地皮就有多处，价值多少可想而知。到1916年，郑翼之在天津太古洋行的保证金已增加到30万两，此外还不包括这些房产。到1921年，他病故天津时，家产已达千万，缔造了平民变富翁的传奇。

　　1931年，太古洋行取消买办制，从此只有职员，没有买办，直到1954年在津宣告结束。（李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