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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和赵振英:两位军官的见证与“重逢”--国家年鉴(3)
别样人生
在日军[RiJun]投降签字仪式后百日,1945年12月13日,约翰[YueHan]·葛顿南回到了美国[MeiGuo],他晋升为中校,然后退役。他的妻子薇丽(Verlee Gardner)告别与父母同住的生涯,与他来到俄克拉荷马州纽科克镇(Newkirk Oklahoma),租了个小公寓,在此定居。约翰[YueHan]·葛顿南休了一段长假,到处探访亲朋故旧。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3个月,他开始重新工作,在一家名为奥布莱特的信贷公司从事投资业务。这对他而言,是一个[YiGe]新行当,但他干得不赖,成为该公司位于庞卡城的经理,负责农场信贷业务。他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是当地的名人。1964年,他成为当地商会评选出的荣誉市民。
在离开中国前,约翰[YueHan]即有预感,苏联接下来可能会介入国共之间冲突。若干年后,他将已经应验的预感告诉了自己[ZiJi]的儿子尼尔[NiEr]。尼尔[NiEr]是个军事发烧友,是他所有儿子中最喜欢对二战发问的一个[YiGe]。
“父亲[FuQin]是个特爱国的人,觉得自己[ZiJi]被征兵入伍就是在尽自己[ZiJi]的义务,从不特意夸耀自己[ZiJi],也从不主动谈起那些战争往事,都是我问他才说。我12岁之后就对他的那段经历好奇。我老是问他:“你认识史迪威将军么?”尼尔[NiEr]对南都记者说,“父亲[FuQin]在回答我时,一般很平淡,认为那是每天应做的工作。有时他会说些笑话,还教我用汉语数数,说‘干杯’、‘我爱你’之类的话。”
对于战争,父亲[FuQin]向尼尔[NiEr]谈论最多的是在缅甸的雨林。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衣服常常是湿淋淋的,很久不能干。“他没说战争的恐惧,而是谈论当时战争条件的恶劣,并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表现:譬如一边是很大的炸弹坑,是被打死的死尸,另一边的水塘边,人们仍如常在洗衣服。”
父亲[FuQin]带回美国[MeiGuo]并留下很多的中国物品,让尼尔[NiEr]感觉到他很爱中国。在其日记中,也曾有大抵如下的一段话:中国军人令人钦佩,一天8小时、12小时的实战训练,回到营房后,他们还不放弃任何机会学习英语和文化课。很累,还要再学,让我钦佩。
在尼尔[NiEr]看来,回到美国[MeiGuo]的父亲[FuQin],已经脱离了战争的阴霾,开始新的生活。而赵振英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国共战争很快就开始了。赵振英说,1946年,被调到东北时,内心“糊里糊涂”。不愿卷入其中的他,想利用留美军官考试这个机会,一走了之,英文不错的他取得沈阳区初试的第二名,接下来要去南京[NanJing]进行复试。复试之前,他的未婚妻宋玉歧特地赶到沈阳,与他完婚。那一天是1947年8月18日,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的龙天武做证婚人,主婚人是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宁伟。
与赵振英同期参加考试的14师战友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好运,最终错过了赴美的机会。
辽沈战役开打时,赵振英已经晋升为上校团长。“我们部队在锦州附近的大虎山。锦州让解放军占了,国军在是否围攻锦州问题上讨论了几天,没有决定。后来决定不打,连夜行军回沈阳。国军并没有多少夜间行军的经验,如果解放军一来阻击,肯定乱了。我感觉这样不行,就脱掉军装离开了部队。”赵振英说。
回到北京后不久,北京也山雨欲来,他和家属又辗转去了杭州。杭州快解放时,他意识到再跑并无太大意义,就在解放军军管会上如实登记,将自己[ZiJi]随身携带的军官证上缴。在回答为何留在杭州时,他给出的理由是:读书。
赵振英一直想读大学。1949年末,他考入南京[NanJing]大学,就读于工学院机械专业。入学时隐瞒了自己[ZiJi]的身份。但1952年毕业工作时,他“清楚隐瞒不了”,就交代了自己[ZiJi]曾为国民党军官的事实。“只有组织上知道,一般的同事只知道我在国民党当过兵。”赵振英先后在江苏机器厂、南京[NanJing]720工作,1958年,调到天津。
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赵振英并没受到波及,直到“文革”来临。他每天上班时开始需要先去传达室拿一个[YiGe]“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挂在脖子上,直到下班再送回来,也间或接受批斗,但人缘不错的他并未受到太大苦头。1969年,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一个[YiGe]周末,赵振英如常去街上买东西,回来后被叫到一间厂房中,两个警察逮捕了他。赵振英说,他当时还天真地问:为什么要逮捕我?得到的回答是:“反革命”。
赵振英当然早已是“反革命”,这次抓他有具体的“罪证”。1972年,他被判刑20年,判决书中列举的罪名包括:杀害儿童团长、武装队长各1人,抓捕县长、战士共三人。在判刑之前,他就接到北京市法院寄来的一纸裁定书,上面称,核准赵振英妻子与他离婚。这在当时划清阶级界限的大风潮中,是一个[YiGe]普遍现象,赵振英并不感觉太大意外。他的岳父,仍然照例定期给他汇钱,让他心安。
记忆中,赵振英写了不下十次申诉书,从天津南开法院、高等法院一直写到国务院,没有结果,直到1975年,与其他被关押的县团级别的国民党官员一起被特赦。“先别特赦我,我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等我问题解决了再说好吧?”赵振英当时曾这样对监狱管理人员争取平反,但得到的回答是:特赦还是要特赦,这是政策……
特赦后的次年,赵振英到了退休年龄。他仍以自己[ZiJi]的申诉尚未得到解决为由,要求暂缓退休。据赵振英说,问题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南开法院派人送给他一个[YiGe]裁定书,大意是:赵振英曾担任过国民党县团级干部……判决书中所列的各项罪名,经复查,证据不足,不足以论罪科刑,因此撤销原判。
赵振英这才拿着判决书,来到厂部,申请退休。回家第二天,又与妻子在各自的单位开了个复婚证明。
赵振英入狱的时候,约翰[YueHan]·葛顿南即将卸任自己[ZiJi]的镇长职务。自1960年起,他连续十一年当选为纽科克镇的镇长。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约翰[YueHan]·葛顿南闲暇时还喜欢种玫瑰。他患有心脏病,72岁的时候动了一次手术,之后不久就过世了。时为1986年11月24日早上,天空正下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