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后来，毛泽东[MaoZeDong]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CuoWu]，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CuoWu]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

本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3期，作者：冯晓蔚，原题：《从政沉浮说博古》

　　博古，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杭州市，1925年10月加入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是民主革命[GeMing]时期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CuoWu]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CuoWu]曾给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

　　博古留学苏联，成为反对托派的马前卒；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ZhongGuo]训练革命[GeMing]干部的学校。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GongChan]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GeMing]和东西方革命[GeMing]运动史等课程，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ZhongGuo]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ZhongGuo]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曾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ZhongGuo]？”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ZhongYang]的阶级斗争[DouZheng]以及派别斗争[DouZheng]的政治旋涡。1927年中国[ZhongGuo]四一二反革命[GeMing]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ZhongGuo]大革命[GeMing]挫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和斗争[DouZheng]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GeMing]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DouZheng]。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这场派系斗争[DouZheng]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DouZheng]又随之而起。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DouZheng]。随着反托派斗争[DouZheng]的不断深入，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反对派，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挫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DouZheng]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条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机械地以斯大林的论据来作答，不自觉地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ZhongYang]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ZhongGuo]。

　　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ZhongYang]做出决定，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ZhongYang]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DouZheng]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