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蒋介石的某些进步措施，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错误[CuoWu]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

　　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GeMing]是国民党与共产[GongChan]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他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CuoWu]，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DouZheng]，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DouZheng]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

　　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的结果。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来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是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传达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博古不相信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斯大林还能错，从思想上仍旧习惯于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指示，而不顾中国[ZhongGuo]的特点。因此，很自然地附和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错误[CuoWu]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CuoWu]给革命[GeMing]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4．6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由内战时的敌人变成了统一战线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MaoZeDong]对博古说：“你有错误[CuoWu]，你就检讨嘛！”七大会上，博古发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事竟未成身先死

　　1941年5月15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942年6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ZhongYang]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CuoWu]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CuoWu]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ZhongYang]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ZhongYang]局、各中央[ZhongYang]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对党与革命[GeMing]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中共中央[ZhongYang]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有人甚至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20岁，但胆子不小。意思是说，他当时年纪很轻，没有多少革命[GeMing]经验，怎么能领导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意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MaoZeDong]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CuoWu]，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CuoWu]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习、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博古回顾了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建党22年来的历史，特别回顾了1935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到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CuoWu]以后，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在毛泽东[MaoZeDong]为首的党中央[ZhongYang]领导下，已经有了“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了“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用“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看到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22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MaoZeDong]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紧密”，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他愿意终生追随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在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他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GeMing]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CuoWu]。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CuoWu]的教训，说他20岁刚出头当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CuoWu]呢？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CuoWu]以及这些错误[CuoWu]给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CuoWu]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不是从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CuoWu]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重庆谈判，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博古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946年2月，中共中央[ZhongYang]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ZhongYang]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在会上，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欢送会竟成了他和全体报社同志的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ZhongYang]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DouZheng]。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ZhongYang]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兴县东南的黑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仅39岁。